困在斗室过着小日子时才认识到，真正的自由，是与活动空间大小无关的。宅居闺门的明清名媛才女，对这道理已然深有体会。

把文人的生活方式视为高等也就断定汉族的文化高于非汉族文化。

我以为，受害的“封建”女性形象之所以根深蒂固，在某种程度上是出自一种分析上的混淆，即错误地将标准的规定视为经历过的现实，这种混淆的出现，是因缺乏某种历史性的考察，即从女性自身的视角来考察其所处的世界。

哪怕这个世界似乎构筑了她们的弱势，她们还是其中非凡的即兴表演者。

中国的家族制度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变化了的思想和做法都没能扰乱父系世系制、父系等级制和以父系居住地为住地的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原则和法律模式，相反还会被后者吸纳进去。

通奸、乱伦和离婚的发生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家庭并不总是由思想一致、行动一致的人组成的和谐团队。当人们把家庭称为一个有自己的目标、需要或利益的单位时，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家庭等同于家庭中的男人，特别是最年长的男人。这当然是判官们的主观臆断，他们宁可将儿媳逐出家庭而不揭露一家之主对她的行为不轨。

如果可能，本书用姓名而不用某男人的女儿、妻子和母亲表示一位女人。

实际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妇女，更倾向于赞美而不是否定她们作为儒家道德卫道士的角色。

在大家庭里，通常由一个女人掌管家庭内部全部财政并管理和指挥所有的仆人。

宋代理想的上层阶级的妻子不单单是献身于丈夫的家庭；她还有管理方面的能力及文学才能和人际关系中高超的技巧，使她可以保持家庭的繁荣昌盛。

《牡丹亭》是明末伟大剧作家汤显祖所奉献的一曲爱情颂歌，它阐明了阅读的两个重要结果：阅读浪漫作品如何塑造了女性的自我认识；女性如何将其自我认识化为纸上的评论和诗作，从而于读者群中燃起一股情迷。

女人的关键数目是7.7岁牙齿长全，14岁性成熟，21岁最强壮，49岁失去生育能力。男人的关键数目是8.8岁牙齿长全，16岁性成熟，24岁最强壮，64岁失去生殖能力。

娼妓业不仅是妇女在其中讨生活的、不断变迁的场所，它也是一个隐喻，是表达思想情感的媒介；城市中变动不居的上层阶级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借娼妓问题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他们的恐惧、他们应着手做的事情以及前瞻性设想。

在社会性别十分明确的纺织业领域，女人的创举可以使她成为女英杰。

为什么这些可视为有违妇女利益的变化能轻易地延续下来，而那些有望带来进步的变化没持续下去或出现了而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呢？

看起来女人普遍拥有的非正式权力中，提出或否决子女的亲事是其中的一项。

所有围绕女性作家及其真实性的争论，最终都在强化着男女有别的既有理想。

封建的、父权的、压迫的“中国传统”是一项非历史的发明，它是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罕见合流的结果，这三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女权主义学说。

诗人和画家似乎很乐于描绘劳动时的妇女；注视着沉浸于劳作、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被人观察的女人，这时候的想象略带一点色情意味。

文人们通常都把嫉妒当作任性的表现，是那种被惯坏了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或专横女人的缺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