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家庭是世界上最为奇怪的机构，在人类发明中最为神秘，最富喜剧色彩，最具悲剧成分，最为充满悖论，最为矛盾，最为引人入胜，最令人为之辛酸。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墙壁涂满“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流亡者回归故乡的旅程有时是迫于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无奈。这些在大流散中成长起来的犹太人，受到过欧洲文明的洗礼，他们心中的“应许之地”也许不是《圣经》中所说的“以色列地”（巴勒斯坦古称），而是欧洲大陆。”

真正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蔑视自己的称谓，深深懂得，真正的高贵包含着对最卑微民众态度谦卑，像个普通人一样。

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向阿波罗膜拜，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

心理经常是身体之大敌，它不让身体生存，在身体要享受时不让它享受，在身体要休息时不让它休息。

“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

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在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

尼莉是只萤火虫。不只是一只萤火虫，是一台发电机，整座发电站。

既然燃情时代已经结束，我们突然生活在灰暗、阴郁、潮湿、卑鄙与琐碎的“后早晨”。

你有时也许会看到，只有当你休息时，天上人间、树木山石、田野丛林都洋溢着伟大的奇观，它们光芒万丈，明亮耀眼，它们就像千名证人证实恩典奇迹之伟大。

实际上，我小时候具有一种奇怪的冲动——愿意赋予某件事情第二次机会，而它不可能拥有这次机会——至今，这一模一样的冲动仍驱动着我前行，不管我何时坐下来写小说。

它从来不向过往的行人汪汪，不向大街上的狗们叫喊求助，从来不狂吠，但当它坐在那里时，脸上露出某种默默的绝望，牵动着我的心弦，还有那比最为可怕的号叫更为撕心裂肺的无声的顺从。

武力是统治阶级的鸦片。不光是统治阶级，武力是整个人类的鸦片。

他相信，把我变成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孩子并不可怕，因为无论如何，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进步很快就可以将其驱除，即使我在那里被变成一个小神职人员，但很快就会投身于广阔的世界中，抖掉那陈旧的尘埃，我会放弃任何宗教习俗，就像笃信宗教的犹太人本人与他们的犹太会堂将会在几年之后便从地面上消失一样，除模模糊糊的民间记忆之外一无所剩。

感情不过是麦子收割后田野里的一把火：它燃烧了一会，剩下的只有灰烬。你知道主要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女人应该在她的男人身上追寻什么？她应该追寻一种品德，这品德一点也不激动人心，但是比金子还要珍贵：那就是正派，或许还有善良。而今，你应该知道这点，我认为正派比善良更为重要。正派是面包，善良是黄油，或者是蜂蜜。

在所有成人的死亡中，隐藏着一个神秘有力的咒语。因此，在十四岁半那年，在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站起来灭掉了父亲和整个耶路撒冷，更改姓氏，前往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住到那里的废墟上。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除我之外。

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自己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他们会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种少点小资的犹太人的、多一点欧洲的现代的东西，某种少点残酷的物质主义多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某些少点狂热与易变多些安定与节制的东西。

当我们走出希伯来城市的疆界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紧张，仿佛我们正在跨越一条看不见的国境线，走进异国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