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是人道宽厚更为重要呢还是政治性的事情更重要，是通情达理更为重要呢还是拘泥于刻板的条条框框更重要，是自己的人格更为重要呢还是趋炎附势更重要。

在精神方面的论战中，最优秀的斗士并不是那些毫不犹豫地、热情地投入纷争的，而是那些长时期犹豫的人们。因为后者爱好和平，又因为他们的决定是慢慢形成的。一直到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去了解并认识到求助于权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才不高兴地拒绝强加于他们的地位，集合起来自卫。但是，那些最难决定战斗行动的人，一旦决定了，就是所有人中间最不可动摇的。

但是，伸张正义的真话在使自己起到作用以前不断重复，从来说不上是多余。

你笃信自己彻悟了《圣经》的真理。可你要教导旁人，何不先教导了自己？你何敢在布道台上大叫，骂那般做伪证的人，你自己的书可还把伪证做下去？显然你意欲击破我的自尊；何以骂我的时候如此狂妄自信，仿佛就坐在上帝的旁边，他将心中的隐秘都告诉了你？趁时犹未晚，反省你的内心罢。尽你的可能，试一下怀疑自己是不是尽善尽美，那样的话，旁人见到的你才能见到。丢掉你的自负罢，那只会毁了你自己；丢掉你对如此众多的人心怀的仇恨，特别是丢掉对我心怀

""耶稣啊，永恒的上帝之子，请怜悯我把！"与死神的搏斗持续了半小时。火焰慢慢熄灭，浓烟也逐渐散去，只剩下一些余烬一闪一烁。绑在烧黑的火刑柱上的，是一堆烧焦的、没了人形的东西，墨黑一团，叫人恶心。这曾是尘世间善思的生灵，热切向往永恒；这曾是圣灵的一部分，呼吸着灵动的空气；如今却只是遗留下的一堆废渣。几百年后，当日内瓦这座自由的城市为自由思想家塞文特斯竖起了一座纪念碑时，它试图称塞文特斯为“他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借此

充满人性情怀的人总是过快地迁就姑息，而这恰恰会使那些诉诸暴力的人更容易得逞。

如果谁尚且连自己都不会高高兴兴地充分享受富有人性的生活，那么他就往往会 非人性地对待别人。

无论在哪里，只要是一个国家或者一种制度用暴力压制信仰自由，那么对那些不愿屈服于暴力而泯灭自己良知的人而言只有三条路可走：一种可能是公开和这个国家的恐怖统治进行斗争并成为殉道的烈士……另一种可能是既捍卫了自己的内心自由又保住了自己的性命——用表面上的屈服掩盖自己的真实想法……作为第三条出路的始终是流亡：想方设法从这样恐怖的国家带着自己的内心自由——将要受到迫害和蔑视的内心自由前往另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土地。

当我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异端时，我只能发现一个标准：我们在那些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们的跟里都是异端。

历史无暇顾及公正。历史作为不偏不倚的编年史学家的工作只是记录各种各样的成功，至于这些事情的道德价值，她极少评估。她的目光之只是盯着胜利者，而把失败者晾在一旁。于是这些“无名的战士”便被随意弃入遗忘的阴沟。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花环来记录他们徒劳无功的牺牲。然而事实上，心底纯洁的人们所做的努力，都不会徒劳无益；道德能量的任何消耗，也不会消散长空，毫无回响。那些人虽然生不逢时，虽然被击败了，在实现永恒理想的过程中，却自有意

迟是迟了一点，但世界应该清楚地了解，不宽容不是基督教的特征，而如若这种不宽容采取的是恐怖主义的形式，就更是不人道的。必须得有人起来，站在受迫害者的立场直言不讳地反对迫害者。很有必要大声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还有可能吗？有一些时代，即便是最简单、最明晰的真理，在广为传播之前，也有必要乔装打扮一番；那些最人道、最神圣的思想只能从后门溜出去，戴着面具，蒙着面纱，伪装得像个贼似的，因为在前门，守着一群

人生的命运几乎总是不能两全其美：明白道理的人并不是诉诸行动的人，而诉诸行动的人却并不是明白道理的人。

（法里尔）凭着冲动和狂热，他能够推翻旧秩序，却没能力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他是一个辱骂的高手，却缺乏组织的才干；他是一个破坏者，却不懂得建设。他能够辱骂罗马教会，能够煽动愚蠢的民众去仇视修士修女，靠着亵渎神灵的双手，他也能够破坏法律条文。而一旦大功告成，他却只是带着绝望的困惑，凝视着自己造成的废墟，因为他的心里并没有目标。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总有一些特定的人要对留学行为负责，杀人是不能用抽象的哲学格言加以宽恕的。真理可以传播但不能强加。没有一个教义或者真理而去传播教义或者真理，更不必说通过杀害出于良心而拒绝那“真理”的人，

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在人的本性里深埋着一种渴望被社会吸收的神秘感情，根深蒂固也深藏着这样的信念：一定有可能发现某一种特定的宗教、国家或社会制度，它将明确地赐与人类以和平和秩序。陀斯妥也夫斯基在其《宗教法庭庭长》一文中，根据无情的逻辑，证明人多半是害怕天赋自由权的。事实上

但凡有些人文气质的人，都易于听任事态的发展，于是事情就越来越对诉诸暴力的人有利。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者，表现得都和这位优秀但性情平和的泽钦兹一样。那些人文主义者，教士们，学者们，通通坚决地保持了沉默。有些人是出于对公开争执的痛恨，其他人则是深恐要是他们不能伪善地宣称处死赛文斯特值得赞美，他们也会被怀疑为异端。在精神领域的战斗中，最优秀的斗士并非那些满腔热情却轻率开展的人们，而是那些犹豫再三的人，因为他们热爱和平，难

只有他一个人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语言，只有他一个人掌握了真理。正是由于这过分自负的自我信心，由于这预言家的自我吹捧，由于这超等的偏执狂，使得加尔文能够在实际生活中顶得住。那是一种僵化的沉着，一种冷冰冰的和非人的坚强，他在政治舞台上之所以能取胜，应归于那些品质。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自我陶醉；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那样的一种对自我满足的异常限制，使得一个人在世界历史的领域里成了领袖。人民是易于接受建议的。这并不是由于容忍

历史上我们可以一再发现一个规律的运作：一旦诉诸武力，就要将武力进行到底；一旦建立了恐怖统治，就要让恐怖登峰造极。

这样一种必须一再在自由和权威之间划清的界限，对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正在思索的人来说都必不可少，因为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自由---否则，自由就会成为一片混乱；同样，没有自由也不可能有权威---否则，权威就会成为暴政。毫无疑问，在人的本性中深埋着一种神秘的渴求：希望自己能融入社会；但与此同时，人类最原始的梦想在我们心中始终未能泯灭：梦想能够找到最终会极其公正地将和平与秩序赐予人类所有成员的某种宗教制度、某种

无论何时何地，一旦缺少了权力的约束，自由就会沦为放纵；但失去了自由精神的权力，无疑又会导致暴政。大多数人其实天生不太喜欢自由。确实，人生具有懒散和怠惰之性，所以一旦遇到难以处理的问题或必须承担责任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自行筹划解决之道，只希望能有理可循，或是能在某个可靠的人或部门的指引下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