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这个民族尚未强大到能够拒绝一切耻辱之前，千万不要用认为的整容术，来抹掉这一伤疤。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过荣光，也会有耻辱。荣光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沉思。我以为，一个沉思中的民族较其兴奋状态更具有力量。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出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在清朝国家体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的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

有学无识。学问与才识从来不是等同的

鉴于清朝国家军队平日兼负大量的警察职能，战时只能抽调，临时命将率领，结果兵将不习，兵兵不习，胜则相妬，败不互救。

厘金与湘军，是咸丰一朝的两大变局。银与兵，是咸丰帝当政之初日夜焦虑耗尽心力的两件事。厘金和湘军正是应朝廷之急而生，可以说它们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可是，财权和兵权，这两项在任何国度中都极为重要的权力，渐渐地落到了地方督抚手中，朝廷的权力也慢慢地之上下任官命将一项（这一项权力后来也收到了侵蚀）。厘金和湘军开始了晚清中央权轻，地方权重的新格局，原来的统治秩序从内部开始了变异。只是仅仅看到其最初几幕的咸丰帝，还没有明白剧情会

在那个时代，中国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便是知识精英，也认为孔孟之道是学问的顶峰

奕誴看来性子不稳，言行浮躁，不是一块做大事的料子

厘金是一种恶税尽管厘金是商业的毒瘤，但对各省级财政来说，却是一大幸事。

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一个最适合他的位子。如果能够找到它，占有它，那是人生的最幸。与此相反，一个人占有的位子，若不能充分发挥他的全部才能，那是一种痛苦。具有同样痛苦的是，一个人坐在其才力不逮却又下不来的位子上，除非他每日只是混日子过。若他有强烈的责任感，结果事事与愿望相违，那几乎是一种人生的自我折磨

与当时绝大多数员粉饰作伪还有所不同，叶名琛谎报的仅仅是战况，而对局势的未来发展，却是出自内心的判断。既然自己完全有能力处理危机，又为何用这些微小败仗去干扰圣听！按照传统道德，叶名琛犯了欺君之罪，但深谙传统道德精义的叶名却认为，他胸怀着另一种忠诚。

法军认为此举“不文明”而拒绝参加。

专制社会中，臣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其办事是否合理有效，而在于是否和与诸子的好恶，不必去谈什么客观效果。就这一点讲，揣摩君主的内心活动是臣子们的真功夫，是升官保管的秘诀。

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过荣光，也会有耻辱。荣光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沉思。我以为，一个沉思中的民族较其兴奋状态更具有力量。

用人是天下君主的第一大政。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报复，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1836年农历新年一过，按中国传统算法，皇四子奕詝已到了六岁（尽管实际年龄仅四岁半），端装正色来到上书房，拜年已49岁的杜受田为师，开始习研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静静地听着这位来自孔孟家乡的老师深入浅出地讲解。这一年，是蒸汽机的发明者瓦特（JamesWatt）诞辰100周年，是伏打（A.Volta）发明电池的第34年，是莫尔斯（A.Morse）发明电报电码的第二年，而

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虽说天子圣明万能，但一个人毕竟忙不过来，在实际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这在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演化为军机处。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工作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明代各地、各衙门的

一个民族的历史，有光荣，也有耻辱。光荣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深思。我以为，后者更具有力量。

文官爱钱，武官惜命。拼命做官，无心做事。见利竭力钻营，见难弥缝逃避。绝大多数官员已经不能在政治目标上与朝廷保持一致。

在专制社会中，统治者说的话字面上的疑似与实际要表达的意思经常有不小的差距。

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这事情的本身，就能透视出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