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民、“夷”三者之中，力量最大的是民，力量最弱者亦为民。有组织的充分觉悟了的民众，几乎是不可战胜的。而涣散的民众，则对最微小的暴力也无法抵抗。

由此，一名并非朝廷命官“暂戴”五品顶戴的家仆，充当了一个大国在重大事件中的进行外交谈判的正式代表！

威风凛凛战功赫赫的果勇侯杨芳，在与英军的作战中，未露丝毫的“果勇”精神，而在对道光帝的捏谎上，却大显惊人的“果勇”气派。

综上所述，笔者对吴淞之战得出下列结论：一、吴淞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军最后的火炮、弹药和要塞筑城技术不能抵御英军的攻势。陈化成等人的英勇抗战不能收到相应的效果。由于火炮与要塞技术的落后，清军不可能依托沿海要塞取得胜利。而这一战法又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普遍采用的战法，因而一败再败。二、牛鉴、王志元临阵脱逃对战斗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极其有限。他们不可能改变战斗的结果。三、对英勇抗敌将士的

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

胜利使人兴奋，失败使人沉思。一个沉思着的民族往往要比兴奋中的民族更有力量，历史应当提供这种力量。

在专制社会中，独裁者原本可不用讲道理的。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一人手中。

因此，尽管战争的序幕实际上已经拉开，但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戏已开演。考虑到双方的这种认识，本书仍将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定于1840年6月下旬，即英国远征军大批开到之时。

可远在京师的道光帝，根本不顾及奕山在战术上的困难，催命般地接连下旨“进剿”，他根本不能想象，如此强劲的“天朝”大军，为何尚未全歼这群“丑类”。奕山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

清军之所以难以集中兵力，作者在拙文《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中提出三点原因，即清军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清军落后的装备和交通条件，使清军难以预定战场，快速运兵；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应付浩繁的军费。这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

相对中国的人口和清军的兵力，英国远征军的规模并不惊人。但是，若从西方殖民史来看，这是一支颇具武力的军队。

在我们这个民族尚未强大到能够拒绝一切耻辱之前，千万不要用认为的整容术，来抹掉这一伤疤。一个民族的历史，有过荣光，也会有耻辱。荣光使人兴奋，耻辱却让人沉思。我以为，一个沉思中的民族较其兴奋状态更具有力量。

最为奇特者为上海。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成了英法联军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据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折，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无兵可战守，军力全用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战场；二是战必绝通商、断海运，通商断而海关税收无，江南、江北大营即无饷源，海运绝而漕路不通，京师粮食困乏。何桂清等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无视清朝已与英、法开战的举动，得到了咸丰帝的赞同。1860年英法联军占据大连

作者作此长文，本意在以历史学者的态度，客观详尽地叙述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的具体过程。但作者自知，种种愤怨在文中处处泄露。

毫无疑问，这些卑下的文句颇合“天朝”大皇帝的脾胃，使得道光帝由此居然将领兵上门要挟的敌凶，看作上门“告御状”的“负屈”外藩。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

同湘军一样，厘金的出现也非源于旨意，而是由统治集团内部由下而上地兴办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一、在清朝国家体制之外自创制度；二、朝廷的监控权很小。这显示了统治集团中某些个人的出色才华，也反衬出朝廷及整个官僚机器的无能无力。客观的说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真想办一点事，依靠旧有的国家机器和行政关系几乎寸步难行，只能凭借某些个人的胆识、毅力和关系。遵制守法的结果，…，那必将一败涂地。要做非常之事，须靠非常之人，行非常之法

然而英军这种战舰攻击正面、陆军抄袭背后的战术，体现出来的是近代的军事学术。特别是其登陆部队，抢占制高点，辅以野战炮兵，次第攻击山上军营而山上小炮台而山谷军营而主炮台，连续作战，各个击破，其攻击路线流畅有序，在军事史上属上乘之作。

在这种背景下的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犹如黑夜中升起的一盏明灯，许多人由此而将他们心中的希望，转系于民众的自发力量之上。由此因情报的不确切、不真实而误导出来的种种传说，自然有其产生的土壤和滋长的营养。若非如此，人们就得回到承认失败的绝望境地。

战争的到来并不能取消各地守军平时的任务，相反，局势的紧张使统治者们觉得更有必要监视民众，以防乘机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