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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笔者对吴淞之战得出下列结论：一、吴淞之战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军最后的火炮、弹药和要塞筑城技术不能抵御英军的攻势。陈化成等人的英勇抗战不能收到相应的效果。由于火炮与要塞技术的落后，清军不可能依托沿海要塞取得胜利。而这一战法又是鸦片战争中清军普遍采用的战法，因而一败再败。二、牛鉴、王志元临阵脱逃对战斗有一定的影响，但作用极其有限。他们不可能改变战斗的结果。三、对英勇抗敌将士的

清军之所以难以集中兵力，作者在拙文《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中提出三点原因，即清军落后的军制使清军束缚于各地，难以调动集中；清军落后的装备和交通条件，使清军难以预定战场，快速运兵；清政府的财政危机，难以应付浩繁的军费。这些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没有减弱，反而更加剧了。

作者作此长文，本意在以历史学者的态度，客观详尽地叙述公使驻京与西礼觐见的具体过程。但作者自知，种种愤怨在文中处处泄露。

由此再追至三十多年前，我刚进中山大学历史系，便听到了这样的说法：只有年轻的物理学家、年轻的数学家、年轻的文学家，绝没有年轻的历史学家。历史学家的“黄金”时代是55岁至65岁。后来又放宽条件，说是从50岁开始。由此前推到他的“白银”时代，也要从40岁开始。……

除此三點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統治者們並沒有把英法聯軍當做最重要的敵人，他們把清軍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鎮壓太平天國、撚軍以及各地人民起義的各個戰場上。

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在各国帝国主义百般蹂的大环境、大背境中产生出来的，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产生的条件相比，有其特殊性。正是这种特殊的条件，使中国的民族主义与仇外情绪之间，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如果以此为启迪，用仇外情绪来说明当时广州各阶层民众反对入城的理由，问题的症结就打开了。正因为广州民众由仇外情绪所驱使、所激励，因而最为自然不过地不加分析地反对英方提出的一切要求，反对入城，反对租地。正因为反对的本身就已经成为理由，因而大多数揭贴无须再说明反入城的理由，只是更强烈地表达其仇外情绪，并将一切反对他们的人，指责为汉奸。笔者以为，广州各阶层民众正是在仇外情绪的作用下，盲目地反对英方提出的入城要求，而并没有客观

19世纪40年代初的第一次鸦片战争，“船坚炮利”的“西方岛夷”击败了赫赫天朝。清朝官吏们已经觉察到武器装备与世界水平的差距。但痛定之后，一切如故，十余年中，清军的装备没有多少变化。而此期恰是英、法等国武器迅速换代的年代。蒸汽铁舰逐步替代了木制帆舰，线膛炮更替了滑膛炮，新式的米涅式步枪和恩菲耳德式步枪也是此时试制成功、分发部队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清军装备落后而没有改进的原

从兵力总数来看，清军比英国远征军多几十倍，在战争初期，甚至多达百倍，但它驻防分散，机动作战能力差，兵力集中十分困难。鸦片战争时期清军调兵总数仅占其总兵力的八分之一左右（包括沿海、内地各省抽调支援海口的兵力），已经使清政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清军的军制、装备和清王朝的财政困难，又使清政府难于再及时抽调大批军队应战。从地理上的距离来看，英军远离后方，自然给兵员补充造成种种困难，但清军因装备落后和交通条件恶劣，使它面临的困难

从任何意义上讲，两广总督叶名琛都可谓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在战争期间的表现，却不无乖戾之处。晚清名士薛福成讥评其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已故的南京大学教授蒋孟引先生对其贬斥甚多，称之为“三个促使战争爆发的人”之一。在一片指摘声中，唯一的例外是任教澳大利亚的黄宇和博士，为叶名琛进行了全面的辩护。对薛福成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