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安市隐，有业利群生。”

祖国在战火中，学子远程归来。在奔赴云南的路上，人生的内涵际遇是如此丰富。

云南大学原名东陆大学，为唐继尧所创办。从前这些称霸地方的首领，其实都非常重视振兴地方教育。

梅贻琦，卓越的教育家；在民族的危亡关头，他临危受命，保护、保存了中华民族“人才链”没有中断。

对一个地方山水风物的怀念，核心是“人”，是对于人情温暖的怀念。

追思先贤，知道怎样做人，人的奋斗应该担当些什么责任。

仕宦到乡绅，乡绅而仕宦，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互通的。数千年来，凡汉民族，历代的知识肱股，莫不出自这一阶层。乡绅既已退出朝政，政治态度也就灵活机变，他们授予后代的教育多是积极的，对于时代潮流采取激进的态度。表现在辛亥革命的时代，他们并不都取保皇的态度，反而支持共和。

吴大猷认为，现在放人出去，他们的能力强了；一方面必须把台湾自身科学技术要搞好，你把自己搞好，人自然就会回来。这和水流一样。“事态发展是两点：第一，你让年轻人出去，年轻人在学识上有深究，对他好，对整个世界的学问也是好的；第二，台湾同时有一套研究改革的方法，把自己提高，这些年轻人自然会吸回来的。他是长期建立一种形式。”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的冲击非常大，让我认识到，做一件事情就必须把你做事情的要求，或者你的目标，要考虑得非常清楚，非常认真。不然的话，好像是对了，结果没有达到最后的要求。我以后做工作要求自己必须严谨，就是从这个事情培养出来的。严师出高徒，它不止是知识的事情。

在社会的规范之外，学人总想保留一点老庄的空灵与自由。

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坏的东西积累太多，好的东西若隐若现。

国人的所谓“面子”，常常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荣辱都没有了，还有什么“面子”？

闻一多之死向学界与世人展现了他罕见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从那时到现在都殊为罕见。因此他也得到人们最多的悼念和追忆。

这批人后来在大陆历次运动中受到了严酷伤害。最深重的是在道义上、心灵上的伤害：当年为国献身的行为被打为反动派，当年抵抗日寇的作战被定为罪名。

在那个年代和环境结成的夫妻，大都有着相当的学历基础，有共同的意识氛围和相对的个性自由，直到耄耋之年，他们看起来还是那么琴瑟相谐。

罗素在《社会结构的理论》这本书里提道：人有两种冲动。第一种冲动是创造性的冲动，第二种冲动就是占有的冲动。罗素讲，要尽量地发挥创造的冲动，而减低和不要那个“占有的冲动”。应是享受的占有的冲动。

也许，要有一种冲破世俗与世故的单纯，才可能解放自己的精神，释放出人的智慧，从而得到一个宏大的世界。

“我父母，他们是对得起这个民族的。”

闻一多，一个在人格上追求进步与不断完善的人。他从一个浪漫的新月派诗人，一位留学法国的印象派画家，转型为一位《楚辞》研究学者，一位古典文学教授，他在广阔的学术领域应该还有很多开拓。而最后，一个沉浸于爱与家庭中的丈夫与父亲，毅然拍案成为民主斗士。

当你感受到他的热情与敬意，那种无知也变得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