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欲望，人有探险的精神，人也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有许多人，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也把自己逼到死角，在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他变得“抽象”、得以升华，造就传奇。。。。这些无形的、不可捉摸的，随着热血奔腾的东西，在每一个人心里隐隐约约、或多或少，也许都可以找到。在哥伦布身上，人们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内心都有某一种共鸣。人们看着孤立柱端的哥伦布，如同看着自己不能与之同飞于蓝天的一只鹰，如同看着一个自己

人们总以为，新大陆是一个崇尚强者和英雄的土地，却往往忽略在英雄崇拜的背后，是人们对人生悲剧性的深刻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弱者的同情。...他们并不习惯于对他人发表虚妄的英雄宣言，不指责他人的软弱。

共和派是在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打着“反法西斯”的旗号进行这场战争。假如共和派一样滥杀无辜，持有一样的行为逻辑，它脚下正义的立足点就消失了。一开始，它就已经从根基上垮了。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假如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

塞内加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和导致当地造反。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就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客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假如說希臘人教會了西班牙人釀酒，那麼，是羅馬人才把西班牙人灌的大醉。那些在西班牙出土的精美希臘雕塑，怎麼和羅馬人相比？羅馬人如同巨人，用巨石壘巨石，重築了一個西班牙。

其实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常常听到这样的逻辑，就是加入我们受到残酷对待，那么我们的残酷报复就是合理的。其实，你不是在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在证明对方行为的合理性。你把自己变得和邪恶一样！你在高喊着：换一换吧，其实只是邪恶互换，而不是以善替恶。任何对抗，真正的提升，是有勇气和能力让自己变得和对手不一样。否则，就依然是落在对手给你预设的陷阱里

人有欲望，人有探险的精神，人也在欲望的驱使下冒险。有许多人，是在把自己的生命发挥到极致，也把自己逼到死角，在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中，他变得“抽象”、得以升华，早就传奇。可是区别在于，在古代社会，这样的英雄可以不受约束。在现代社会，人们有了强弱社会之间新的道德观念和法律约束。你可以探险，但你不可以去一个新大陆侵略和抢劫。

当教会对自己本质的理解是：教会如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它可以是积极正面的。可是，它也会和人一样，重复世俗中的个人困境，整个地迷失。它仍然是起于那个“塞内加处境”。人是有弱点的，由人组成的教会，也是有弱点的。人对克服自身弱点的无能感到恐惧的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对外部的讨伐，以正面自己的勇气。人组成的教会，也一样

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

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这种悟性的开启，是人认识自己和神灵的最关键一步。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

可是，似乎有这样的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宗教，越是兴盛强大、对自己越有信心的时候，就越容易做到宽容。过度的紧张，一点碰不得惹不起，可能源于不自信。外表过度的自尊，源于内心难言的自卑，因而强行拔高自己的力量，显露的可能恰恰是弱者的心态。对文化的排斥甚至仇视，应该是无助于一个文化的健康生产，或许，在兼收并蓄之中方能激发自身的活力。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20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面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当真正的1984来临时，很多人对奥威尔的“先知先觉”感到不可思议，人们惊叹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已经看穿了由政权参与、把人性向善的努力变做一种社会改造，隐藏着非常危险的转折点；对私领域的抑制，对大公无私的理想颂扬，很可能造成“公领域”对“私领域”的大规模侵犯，而对竞争本能的遏制也可能随之扼杀人的创造力。人是有可能被改造的，可是其后果，很可能是被改造成了“行尸走肉”。在理想主义的口号下表面上的至善很可能走向歧途。

他们开始懂得，人的快乐，是来自于对自己从善的信心，哪怕你是弱的、哪怕你正面对着一个强势力量，你不可能“取胜”，但你有自己的精神乐土。如果你愤恨，你就和对方站到了同一个平面上；只有当你开始怜悯对方，你才终于有能力离开了脚下可悲的境地，你的心开始有能力随着提琴的旋律上升了，你自己就有希望了。人对宗教的寻求，正是循着这样一条路径在走。当一个民族有这样的精神，一个民族就有希望了。面对厄运灾难的态度，面对历史的态度，在表现一个

多多少少、或早或晚，我们都被生命的冲动、被莫名的精神和情绪的汹涌潮水推动过。在看不到意义的时候寻求人生的意义，在不同的时候，因不同的位置，出现不同的幻想。有时，我们给自己的人生以理由。这些理由是我们希望自己相信，也希望别人信服的；有时，你的冲动引出幻想，幻想指引着行为，行为牵出的后果，都巧合重叠，指向一个你希望看到的景象，人生似乎就是成功的。因为这个最后的景象和后果出自你的行为，所以它似乎印证了那不是人生莫名的冲动带

在他提到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的外孙——志得意满的西班牙盛期君主查理五世说的一句话时，温和的欧文突然难得得使用了感叹号。查理五世说：“假如他（伯迪尔）是我，而我是他的话，我宁可让阿尔汉布拉宫成为我的坟墓，我也不愿意这样失去王国流落阿尔布夏拉。”华盛顿•欧文突然激愤起来，他说：“那些强盛的人，是多么轻巧地在对失败者发表英雄主义的宣言！他们无法理解，即便一无所有，只要生存下来，那不幸本身就在提升着生命的价值。”人们总以为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在一定的精神刺激下，他会做到自己的极限，他会在某种信仰信念之下，发挥到极致，或者在群体效应之下，放大自己，使得自己借助群体的势头，使得精神的亢奋提到平日难以想象的地步。这种状态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假如是两军对阵，不论在哪一方，都有绝地反击的英雄，处于求生的欲望、信仰的力量，或者是同僚的激励，等等。反观这样的英雄，人们看到的是某种精神和信念在超越一切地起作用，使得人不再是常态中的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