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酒店的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同时把“被看者”（孔乙己）与“看客”（掌柜与酒客）作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可以同时叙述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掌柜与酒客的残酷与麻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孔乙己被掌柜、酒客与小伙计（叙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鲁迅在文学创作上，是最强调自由无羁的创造的；他一再声明，他的写作是为了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至于采用什么写作方法，只要“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就行了，而从不考虑它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的规范。……

……我们知道，短篇小说写作最大的困难之处（也是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如何在“有限”中表现“无限”。记得当代短篇小说家汪曾祺、林斤澜都说过，要用“减法”去写短篇小说。《示众》连情节、人物性格、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都“减”去了，只剩下寥寥几笔，但却腾出空间，关节点做几处细描，让读者铭记不忘，更留下空白，借象征暗示，引起读者联想，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与想象去补充，发挥，再创造，取得“以一当十”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吕纬甫是在“我”的注视之下叙述故事的。这就使我们想到鲁迅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过:作家既是伟大的犯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审问者。小说里这两个人物是鲁迅两个自我的外化，也正好扮演了“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两个角色。吕纬甫一方面作为“伟大的犯人”，他在“我”的审视之下;但同时他有意无意地也揭开了他内心的美好的东西。而作为“审问者”的“我”，一方面在逼审“犯人”，另一方面，在“犯人”的陈述面前他也

在小说里，“我”和魏连殳的三次对话，三次辩论，其实是展开内心深处的矛盾。这里讨论了三个问题：一个是讨论人的存在本身的题；另一个是讨论人的存在希望何在；最后一个是讨论人的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到底在哪里。我觉得，最让我们感到惊心动魄的，是最后一个问题。从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到为敌人活着，即使到了底线，还要去追寻生命存在的意义。这使我想起了哈姆雷特的命题：“活还是不活？”其实，这个问题是人类共同的精神命题。鲁迅在这里是以中

……《示众》即是吸纳绘画、摄影，以至电影的手法的一次自觉的尝试——鲁迅曾说他的《故事新编》多是“速写”，《示众》也是可以称为“速写”的，它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强烈的画面感，整篇小说都是可以转化为一幅幅街头小景图，或一个个电影镜头的组合的。……

……其实《示众》对故事情节的忽略，对人物个性化性格刻画的放弃，甚至取消姓名而将小说中的人物“符号化”，这都是有意为之的。引起鲁迅创作冲动的，是人的日常生活中的某些场景与细节，以及他对于这些具体的场景、细节背后所隐藏着的人的存在、人性的存在、人与人的关系的深度追问与抽象思考。这就是说，鲁迅是有自己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和思维（包括艺术思维）方式的：他对人的生存的现象形态（特别是生活细节）有极强的兴趣和高度敏感——这是一个文学

这既是鲁迅的人生观：他一再强调人的生活要有“余裕”，不能“不留余地”，给人以“压迫和窘促之感”；[4]更是鲁迅的文学观、美学观，他认为“生活有余裕”才会“产生文学”，[5]“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这就使我们想到鲁迅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过：作家既是伟大的犯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审问者。

值得注意的是，吕纬甫是在“我”的注视之下叙述故事的。这就使我们想到鲁迅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过：作家既是伟大的犯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审问者。小说里这两个人物是鲁迅两个自我的外化，也正好扮演了“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两个角色。吕纬甫一方面作为“伟大的犯人”，他在“我”的审视之下；但同时他有意无意地也揭开了他内心的美好的东西。而作为“审问者”的“我”，一方面在逼审“犯人”，另一方面，在“犯人”的陈述面前他也

最早写于1993年，那时我在上海《语文教育》开设“文本细读”专栏，并汇成《名作重读》一书；最后一篇写于2013年，是专为《中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一书而写。

我曾经说过，鲁迅有两篇小说是代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艺术最高水平的，《孔乙己》之外就是《示众》。

这样一个魏连殳，很自然地又使我们想起魏晋时代的一个人——阮籍。《晋书》上记载，阮籍母亲死的时候，他在跟别人下棋。有人来叫他，说你母亲死了，赶紧走吧。他说不，就开始饮酒，饮完酒之后，“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他说那些都是假俗之人。这个细节和魏连殳哭祖母的细节非常接近。这使我想起鲁迅对阮籍的评价。鲁迅说，阮籍这个人表面是反礼教的，其实他是最守礼的。魏连殳就是这样的人。为什么魏连殳那么爽快地答应要穿孝服，要磕头，要请和尚道士

在《在酒楼上》开头这一段，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微雪，看到废园、酒和文人。这微雪、废园、酒和文人，使我们回到魏晋时代。这是典型的魏晋时代的风景，你还感受到种懒散、凄清的气氛，以及随之蔓延而来的趋之不去的漂泊感，这恐怕正是魏晋时代的气氛，却也是现实鲁迅所感到的。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漂泊感:“北方不是我的旧乡，南来也只能算是客人”，找不到自己的归宿其实这里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一种人情味，对亲兄弟、对母亲

口头上大讲什么礼教的人，实际上是违背礼教的；表面上反对礼教的人，往往是最守礼的

顺便说一点，鲁迅和许多“迷信”的批评者不同，他是一直在为农民的“迷信”辩护的:早年在《破恶声论》里就指出，所谓“迷信”其实是“向上之民，欲离是有限相对之现世，以趣(趋)无限绝对之至上者也。”并且说:“农人耕稼，岁几无休时，递得余闲，则有报赛，举酒自劳，洁牲酬神，两愉悦也。”一些自称“志士”的知识分子却要大加干预，“则志士之祸，烈于暴主远矣”。直到晚年，谈到广东人敬财神时还说:“迷信是不足法的，但那认真，是可以取法，

鲁迅在《写在后面》最后引用了晋代大诗人陆机悼念曹操的诗句：“嗟大恋之所存，故虽哲而不忘。”

短篇小说写作最大的困难之处(也是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如何在“有限”中表现“无限”。记得当代短篇小说家汪曾祺、林斤澜都说过，要用“减法”去写短篇小说。《示众》连情节、人物性格、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都“减”去了，只剩下寥寥几笔，但却腾出空间，关节点做几处细描，让读者铭记不忘，更留下空白，借象征暗示，引起读者联想，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与想象去补充，发挥，再创造，取得“以一当十”的效果

这段话写得很冷静，但我们仔细地体味，就不难发现看与被看的关系。百姓看她们，是把她们当成王后和王妃吗？不是，百姓是把她们当成女人，是在看女人，是男人看女；她们看百姓，是女人看男人。就这样，男人看女人，女人看男人，全民族从上到下，都演起戏来了。这个时候，复仇者和被复仇者，连同复仇本身也就同时被遗忘和遗弃。这样，小说就到了头了，前面所写的所有的复仇的神圣、崇高和诗意，都被消解为无，真正是“连血痕也被舔净”。只有“看客”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