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现代人创造的现代神话：善良天真的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够结束探索的混乱，找到一个毫无偏颇的历史的合题，即所谓各种思想、各条道路的结合，一劳永逸地给一切人类之谜以一个完满的解答，从而终结一切探索与探索中的痛苦：他们所神往的“新国土”、“新的人”仍然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只有漫天响亮的欢歌的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世界。

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称，日本出版界、读书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就着手有计划地介绍西方经典名著。

小伙计的特殊性在于，他既是酒店的一个在场者，又是一个旁观者；他可以同时把“被看者”（孔乙己）与“看客”（掌柜与酒客）作为观察与描写的对象，可以同时叙述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掌柜与酒客的残酷与麻木。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关系：孔乙己被掌柜、酒客与小伙计（叙述者）看，掌柜、酒客又被小伙计看。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如果说在哈姆雷特那里，理性、想象与感觉，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失去了平衡，造成二者的分裂，堂吉诃德则将二者混同，以理性、想象代替感觉，内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当做实质，形成了思想的混乱。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典型都是表现了“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的知识分子某种精神的不健全。

人生的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戏里的角色样样都有。他们活了一辈子，演完这出戏，死神剥掉各种角色的戏装，大家在坟墓里也都是一样的了”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苦难哲学、斗争哲学，无限地焕发出了堂吉诃德的勇敢、意志力和忠于信仰的牺牲精神，从而自塑出一个道德完善者的形象，或者说圣徒的形象。

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甚至还是不完全的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时，他们就注定了要扮演现代堂吉诃德的角色。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从一开始便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这对于20世纪中国堂吉诃德的命运，以至某种程度上的未来中国的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这一年4月上海六大文明新戏剧团——新民社（主持人郑正秋）、民鸣社（主持人张石川等）、开明社、文明社、春柳社（陆镜若负责）组成新剧公会，联合公演

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

在张天翼看来，哈姆雷特精神“无非就是近代精神”[插图]，作为其核心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正是此时中国所最需要的

何其芳既无法改变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抛弃与生俱来的某些知识分子本性、习气。于是，他就只能陷入矛盾以至分裂之中

哈姆雷特在英国很快成了复仇者的代名词。

晚清的晚清的谴责小说本来发达，民国旧派小说以李涵秋的≪广陵潮≫为代表，形成较大声势的社会小说是可以理解的

真正对新村运动以及堂吉诃德的理想追求发生了根本怀疑的，是周作人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分子。

也许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突然变得可疑，也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受到冲击，我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

……鲁迅在文学创作上，是最强调自由无羁的创造的；他一再声明，他的写作是为了写出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至于采用什么写作方法，只要“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就行了，而从不考虑它是否符合某种既定的规范。……

……我们知道，短篇小说写作最大的困难之处（也是最有魅力之处）就在于如何在“有限”中表现“无限”。记得当代短篇小说家汪曾祺、林斤澜都说过，要用“减法”去写短篇小说。《示众》连情节、人物性格、景物描写与心理描写都“减”去了，只剩下寥寥几笔，但却腾出空间，关节点做几处细描，让读者铭记不忘，更留下空白，借象征暗示，引起读者联想，用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与想象去补充，发挥，再创造，取得“以一当十”的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吕纬甫是在“我”的注视之下叙述故事的。这就使我们想到鲁迅在谈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时说过:作家既是伟大的犯人，同时也是伟大的审问者。小说里这两个人物是鲁迅两个自我的外化，也正好扮演了“伟大的审问者”和“伟大的犯人”两个角色。吕纬甫一方面作为“伟大的犯人”，他在“我”的审视之下;但同时他有意无意地也揭开了他内心的美好的东西。而作为“审问者”的“我”，一方面在逼审“犯人”，另一方面，在“犯人”的陈述面前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