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现代人创造的现代神话：善良天真的知识分子总是希望能够结束探索的混乱，找到一个毫无偏颇的历史的合题，即所谓各种思想、各条道路的结合，一劳永逸地给一切人类之谜以一个完满的解答，从而终结一切探索与探索中的痛苦：他们所神往的“新国土”、“新的人”仍然是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只有漫天响亮的欢歌的至善至美的乌托邦世界。

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称，日本出版界、读书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就着手有计划地介绍西方经典名著。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如果说在哈姆雷特那里，理性、想象与感觉，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失去了平衡，造成二者的分裂，堂吉诃德则将二者混同，以理性、想象代替感觉，内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当做实质，形成了思想的混乱。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典型都是表现了“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的知识分子某种精神的不健全。

人生的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戏里的角色样样都有。他们活了一辈子，演完这出戏，死神剥掉各种角色的戏装，大家在坟墓里也都是一样的了”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苦难哲学、斗争哲学，无限地焕发出了堂吉诃德的勇敢、意志力和忠于信仰的牺牲精神，从而自塑出一个道德完善者的形象，或者说圣徒的形象。

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甚至还是不完全的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时，他们就注定了要扮演现代堂吉诃德的角色。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从一开始便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这对于20世纪中国堂吉诃德的命运，以至某种程度上的未来中国的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张天翼看来，哈姆雷特精神“无非就是近代精神”[插图]，作为其核心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正是此时中国所最需要的

何其芳既无法改变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抛弃与生俱来的某些知识分子本性、习气。于是，他就只能陷入矛盾以至分裂之中

哈姆雷特在英国很快成了复仇者的代名词。

真正对新村运动以及堂吉诃德的理想追求发生了根本怀疑的，是周作人为代表的另一批知识分子。

也许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怀疑精神突然变得可疑，也许是因为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受到冲击，我为一种失落感压抑感所攫住，并且像陷入了无物之阵似的，无以摆脱。

海涅对于共产主义运动既赞赏又疑惧的态度，正是他身上的堂吉诃德气与哈姆雷特气的反映，而这都是来自知识分子的本性的：他们既天生地有着追求群体平等的人道主义倾向，又本能地对个体精神自由、个性发展持有特殊的热情与敏感。

巴金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在考察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时，他们同时发现了精神世界的简单化（如被称作“堂吉诃德”的“弟弟”那样）与精神的衰亡（如被称作“哈姆雷特”的“哥哥”那样）

巴札罗夫的实利主义、现世主义与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专制倾向，以及他同样强烈的实践性与行动性，都超出了（或者说不同于）传统的哈姆雷特模式

这股堂吉诃德热的源头竟是1920年代末创造社与太阳社对鲁迅、周作人等的宣战。

人们往往从西方传入的最新文化、最新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正是一种最新文化与最新思潮），抓住其表面的符号，甚至来不及弄懂其本来意义，更不用说细细钻研、体会其基本学理，就凭着一种热烈的主观愿望和最皮相的了解，拿来运用于现实政治问题的思考，迅速得出激进的政治结论，并且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动。这是一个政治性、情感性、实践性压倒一切的时代，因此，只见问题符号满天飞，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学理的探讨和深入的思辨的思考。

英沙诺夫既缺乏罗亭那样的雄辩的语言魅力，他始终是怯于言语的，即使是爱的激情喷发时，他也保持着沉默；英沙诺夫也没有罗亭式的洋溢的才情、迷人的骑士风度，以及与丰厚的文化素养相联系的精神魅力，更缺少堂吉诃德所特有的梦幻色彩。而在敏感的、感情柔弱细腻的妇女的观察与感觉中，他的这种枯燥，甚至气质中的坚强、坚定、不屈不挠，似乎都隐含着某种凶恶的、危险的东西。

塞万提斯当年即已预感到他的骑士将成为大众“戏子”，既愤怒，又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