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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素有“世界窗口”之称，日本出版界、读书界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潮流有着特殊的敏感，早就着手有计划地介绍西方经典名著。

我曾经说过，我这个人只有一个优点，就是勤奋，整天关在书房里写东西，写作的速度超过了读者阅读的速度，以至于我都不好意思给朋友赠书，怕他们没有时间看。在这个意义上，我是为自己写作的，我整个的生命都融入其中，并因此收获丰富的痛苦与欢乐。

如果说在哈姆雷特那里，理性、想象与感觉，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失去了平衡，造成二者的分裂，堂吉诃德则将二者混同，以理性、想象代替感觉，内部世界代替外部世界，把幻想当做实质，形成了思想的混乱。在这个意义上，这两位著名的文学典型都是表现了“想象力和纯粹的理性都太强了”的知识分子某种精神的不健全。

人生的舞台上也是如此。有人做皇帝，有人做教皇；反正戏里的角色样样都有。他们活了一辈子，演完这出戏，死神剥掉各种角色的戏装，大家在坟墓里也都是一样的了”

正是这种浪漫主义的苦难哲学、斗争哲学，无限地焕发出了堂吉诃德的勇敢、意志力和忠于信仰的牺牲精神，从而自塑出一个道德完善者的形象，或者说圣徒的形象。

在所有一切著名的欧洲文学作品中，这样的把严肃和可笑，悲剧性和喜剧性，生活中的琐屑和伟大的、美丽的东西交融在一起的例，甚至还是不完全的例，仅见于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因此，当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周作人和他的同时代人，作为一个乌托邦的梦想家出现在20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时，他们就注定了要扮演现代堂吉诃德的角色。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从一开始便在乌托邦理想这一根本点上，取得精神的共鸣与契合，这对于20世纪中国堂吉诃德的命运，以至某种程度上的未来中国的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张天翼看来，哈姆雷特精神“无非就是近代精神”[插图]，作为其核心的怀疑和否定精神，正是此时中国所最需要的

何其芳既无法改变他作为知识分子的存在，也不可能根本抛弃与生俱来的某些知识分子本性、习气。于是，他就只能陷入矛盾以至分裂之中

哈姆雷特在英国很快成了复仇者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