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静就是不被人注视的那种温馨感觉。人的眼光是沉重的负担，是吸人膏血的吻。

对不朽来说，人是不平等的。必须区别小的不朽和大的不朽。小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认识他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摩拉维亚村长梦想的不朽）；大的不朽是指一个人在不认识的人心中留下了回忆。

在他对自己感到特别满意的适当时刻，他便躺进这口棺材，想象着自己的葬礼。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莫过于躺在棺材里梦想：就这样，他居住在他的不朽中。

人死后的情况就并不一定会像我们活着时一样，如果这样想，人便可以理所当然地怀着一种模糊的希望走向死亡。

任何插曲决不会预先注定永远是插曲，因为每一事件，即使最无意义的，都包含以后成为其他事件起因的可能性，一下子变成一个故事、一件冒险经历。

在某种界线以外，谋杀变成了一种英雄行为，而他始终认不清这条界线在哪里。

一直到某个时刻，死亡还是十分遥远的事情，因此我们对它漠不关心。它是不必看的，看不见的。这是生活的第一阶段，最最幸福的阶段。

就像夏娃出自亚当的一根肋骨，维纳斯诞生于大海中的浪花一样，阿涅丝出现于一位六十岁的老太太的一个手势之中。

因此，即使有可能制造不朽，预先塑造它，配制它，最后的结果也绝不会和原先计划的完全一样。贝多芬的帽子变成了不朽的。从这一点上来讲，计划成功了。可是这顶不朽的帽子将会具有什么意义，是谁也不能预见的。

我们已经看到过这种姿势了，它表示一种在遇到有人想否认我们最基本的权利时，既惊奇又愤怒的感情，让我们姑且把它叫作：对侵犯人权表示抗议的姿势。

与用“加法”努力培植自我特性的洛拉正相反，阿涅丝用的是抛弃的方式，使她的自我越来越稀薄，减掉身上以定义她的名义使她看上去像所有人一样的东西。“不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脱离他们，就是将自己减到最少：不再有名字，也没有脸，没有任何手势，不再从自己的形象中认出自己。

所有她那些对名人（其余的人她不感兴趣）的爱只是一张蹦床，她让自己的全部分量落在上面，然后弹起来，弹得很高，一直弹到她的（化身在历史里的）上帝存在的这片天空里。

一种新的力量出现了，唯一能使权势熏天的老政治家下台的力量；而使他下台的不是武器和阴谋，只不过是简单的提问。

我们的‘我’是一种普通的、抓不住的、难以描绘的、含糊不清的表象，而唯一的几乎不再容易抓住和描绘的真实，就是我们在别人眼里的形象。最糟的是，你不是你形象的主人。你首先试图描绘你自己，随后至少要保持对它的影响，要控制它，可是没有用：只要有一句不怀好意的话就能把你永远变成可怜的漫画。

兰波因此不是他的从审美观出发的爱，也许他就从来不曾有过任何从审美观出发的爱。他站到兰波的旗帜下，正像别人站到任何旗帜下一样，正像别人加入某政党或支持某球队一样。实际上兰波的诗给他带来了什么变化呢？只有属于喜爱兰波的诗的那种人的骄傲。

母亲通过婚姻，从家庭走向家庭，而父亲通过婚姻，从孤独走向孤独。

羞愧不以我们可能犯下的过失，而是以我们无法选择面对的处境而感到的屈辱作为基础；而且有一种不可忍受的感觉：这种屈辱处处显而易见。

因为相互面对面高声说：“我们来生不愿意待在一起，我们不再想见面了。”这等于说：“我们之间过去和现在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爱情。”这样的话他们是不能高声讲出来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共同生活（已经有二十年了）都建立在爱情的幻想之上，建立在两个人共同耕耘并尽心维护的幻想之上。

阿涅丝竭尽全力地用坚定的语气说：“我们宁愿不要再见面了。”这就像她当着爱情幻想的面把门砰的一声关上了。

生活就像一块垫子塞满马鬃那样充满插曲，但是诗人（依亚里士多德看来）不是一个制造床垫的人，他应该在故事中剔除一切垫料，虽然真正的生活也许只是由这样的垫料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