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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府还要支出一部分钱给商人，感谢他们把物资送到了边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这笔支出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七万，庆历六年也有四百八十万，由于商人不需要再到首都来领钱，这些钱都省下了。2根据记载，仅仅盐法一项，就已经满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边疆军事开支。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宋代对盐业源头的垄断，就好像现代对于土地的垄断一样，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

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濫调。本书所弥补的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这本叫做《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

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

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