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重要的是，以前政府还要支出一部分钱给商人，感谢他们把物资送到了边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这笔支出就达到了六百四十七万，庆历六年也有四百八十万，由于商人不需要再到首都来领钱，这些钱都省下了。2根据记载，仅仅盐法一项，就已经满足了政府百分之八十的边疆军事开支。范祥的改革让皇帝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官卖制度可以带来很大的收益。宋代对盐业源头的垄断，就好像现代对于土地的垄断一样，会产生令人瞠目结舌

景帝的性格也并不招人喜欢，他心胸狭小、优柔寡断，又缺乏担当。与黄老之徒着重于解决经济问题不同，儒家对经济和财政都不感兴趣

没有人喜欢这个制度，但每个人又什么都做不了，只能无奈地巴望着它倒掉。可是制度冷冷一笑，稍微伸个懒腰，就把人给熬死了。

集权财政的三大周期在国内的财经史学界，存在着严重的区隔划分，懂历史的人不懂经济，他们对于史料的梳理功莫大焉，却大都以过时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来梳理线索，导致著作中充满了一股腐臭的德国味儿。而懂经济的人不懂历史，他们将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状况想象得过于简陋，割裂了历史与现代的联系。少有的几本试图融合两者的书籍，由于作者没有耐心阅读史料，只能利用前人的研究材料，即便想与众不同，却仍充满了陈词濫调。本书所弥补的

所谓平准，是指在地方上兴建平准仓，当本地丰收时，政府就收购粮食放入平准仓库；到了本地出现灾害缺粮时，政府再把仓里的粮食拿出来接济社会。但接济不是免费的，而是采取一个低于市价、高于收购价的中间价，这个价格既可以保证政府盈利，又保证民间获得较为平价的粮食。这就像水库对水位的调节一样，丰水期蓄水，枯水期放水。

文帝之后，已经没有人再怀疑帝国模式的成功了。

所谓均输，是一种让政府插手商品运输和销售的做法。汉代的土地税主要以粮食的形式上缴，但把粮食从地方运到京城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均输政策规定，地方政府可以灵活处理这些粮食，在当地卖掉，换成钱，或者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品，把土特产品运输到外地高价出售。粮食价格低又笨重，换成土特产品价高量轻，而且土特产品往往在产地很便宜，在外地很贵。这样，政府就可以在减少运输成本的同时，吃买卖的差价。

景帝在面对诸侯王的叛乱时，显出了投机本色。他首先杀掉晁错，希望诸侯止兵。当看到诸侯无意退兵时，才坚决迎战。

这本叫做《盐铁论》的书让现代人也意识到，古代和现代的相似性比人们所能够想象到的还要多

汉高祖和他的子孙们把秦始皇用一代的时间想解决的问题用了数代、几十年来慢慢解决。他们一点一点地将中央集权的观念灌输给世人，等那些不接受新形势的老人死去后，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已经将这个中央帝国视作理所当然。

只要有一次危机瓦解了帝国的财政，那么政府就必须开辟无数的非正规渠道来敛财，从而造成社会上新的不稳定。当一个国家掉到这个旋涡里时，就会越来越混乱，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要了解现代，必须了解历史。但自古及今，中国历史已经被污染太久，淹没在层层迷雾之中，而市场上流行的说书人式的历史书中，又只会写王侯将相钩心斗角，却对于背后推动历史的真实力量一无所知。

查明税基是一个政权走向正规的标志，但同时，查明税基在集权时代又是一把双刃剑，政府收税过于容易，就容易收过头。比如隋代将人口数字落实得清清楚楚，收税很容易，结果隋炀帝就花费无度。唐太宗和隋炀帝一样东征高丽，对民间经济破坏很大，但由于唐代查不清人口，征税难度大，反而对民间形成了一定的保护。

央唱高调，一边在私下里挖墙脚搞自己的一套。而中央政府知道地方政府的阳奉阴违，却很难抓住具体的把柄。所以，从名义上讲，中央领导地方，并负责地方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地方官员只要能把中央政府糊弄过去，不影响仕途，私下里干事的空间大得超乎想象除了地方政府，各个中央部委也从中谋取私利，使得中央政府的政令很越出红墙之外。由于双重争权的存在，中央政府即便想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但改革条文了地方这一层级，也被化解掉了

古今中外，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创建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法来获得收入。所以，所谓的三大基础，实际上是三大敛财手段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

但所有的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武帝之后，由于人们对社会和政治失望，另一种复古主义的风潮逐渐占据了上风。他们将周代描述成一个更加富裕、平等和充满礼教的社会。在那个时代，人们全都知书达理、安守本分。周代的井田制之所以被私人土地所有制取代，是因为这种制度效率低下，但学者却把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描写成一种理想的制度

汉代建立的中央集权模式，带来了一个无解的困境：中央政府要维稳，就必须多收税；要多收税，就必须建立国有企业和金融垄断，而这势必影响到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停滞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维稳，从而造成王朝的垮台。

改革始终没有办法触及中国经济的三大底线，这就是：国有企业不放弃、公有土地制度不触及，以及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对于一个集权制政府来说，只有两件事是它最关心的：第一，如何创建一套复杂的官僚制度，控制住社会；第二，如何从民间经济中抽取足够的财政收入，来养活这个官僚体系。不管是国有企业、公有土地制度，还是垄断货币发行，都是政府筹措财政的一种手段。当正规的税收不足以养活庞大的官僚机构时，政府就会想办法开辟这些新方

他将功臣们都遣送回家，看上去是一种聪明的策略，但代价也非常明显：他必须默许这些功臣在当地成为豪族，逍遥于中央政府的法律之外，同时，又拥有着极大的经济特权。他们向东汉的皇室输送大臣和皇亲，几乎垄断了中央政府的上层结构，让东汉比西汉更接近于分层社会。在社会的最上端，只是数个大家族而已，……西北派的典型代表是马援和窦融，他们是光武帝统一战争中归顺的大将，也是光武帝必须容忍的对象。东汉光武帝之后，皇室默认皇后只能出自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