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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2.个人本位是现代化的特征而不是某个文化的特征，甚至也不能说是西方文化的特征。 3.也就是说救亡把启蒙、个性解放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小共同体而不是大共同体。 4.《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中写的共同体，书中没有用“小”，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所谓共同体就是小共同体。 5.东南沿海的很多现象，所谓中国的本土资源，究竟在多大程

今天看来，无论从自由主义还是从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出发，现代化都是人的解放、即从“人的依附性”走向“人的独立性”的过程。它意味着现代公民国家—宪政民主国家取代依附性的传统大共同体，也意味着现代公民社会—契约型联合体取代身份性的传统小共同体。就后一意义而言，传统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色彩确有局限性，尊儒而拒“西”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足为训。如上所述，没有新资源的引入，仅凭黄宗羲式的纯儒是克服不了“法道互补”的。但援“儒”拒“法

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于是与经济上抑不

。但正如我国汉以后的传统文化在许多方面都是"儒表法里"的一样，在"抑兼并"方面通常也是说的道义理由，实际动机则多出自财政理由，即通过经济垄断充实国库而"抑兼并"的直接结果则是国家财政，尤其是中央财政的"汲取能力"极度膨胀而形成所谓"国富民穷"的局面。商鞍认为民贫才会求"赏"，而国富才能给"赏"，两者皆备则朝廷便能以"重赏"贫民去于任何事情从商棋、桑弘羊、王莽直到王安石，都是打着平均主义的旗号来扩充国库，梁启超

如今的人们讲“西方传统”往往跳过中世纪而直接从希腊罗马寻找西方之“根”。“罗马法中的个人主义”与“罗马法意义上的私有财产”成为最常被提到的因素。可是人们却常常忽视：我们今天所见的那种似乎与近代西方公民社会最接轨的“罗马法”其实是在拜占庭时代才最后定型的。而在此之前，古罗马的大部分历史中都以极为发达的父权制大家族文明。我们曾提到秦时（西汉其实也如此）宗族关系极度淡漠的情况，而就在与秦汉大致同时，从共和国到帝制罗马的前、

如果不是就道言道，而是就诸家互动形成对国人行为的综合影响而论，则道家（主要是在庄周以后的形态中）实际上是一种“思想润滑油”，具有很浓的犬儒色彩。汉人司马谈把道家归纳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是很准确的。道家在知与行两方面都倡导“无为”。单就“无为”而论本无所谓对错。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荷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思想史上有些人（如下文提到

笔者曾提到一种悖论：设若某甲性喜吃米饭、喝老白干，某乙性喜吃面包、喝威士忌，我们就说二人各自属于一种“文化”，如果有一人群A都像某甲那样饮食，另一人群B都像某乙那样饮食，我们就名之曰文化A和文化B。但如果某一人群C实行饮食自由之制（即其成员可以自由选择吃米饭或面包等），而另一人群D则厉行饮食管制，只许吃某一种食品（许食面包而禁米饭，或者相反），那么这两者是否也构成了不同的“文化”（姑且称之为文化C与文化D）呢？当

这个时期真是我国经济史上最典型的自给自足的时代，哪有什么商品经济发展可言，它不过是“儒表”之下的法家强权哲学与道家犬儒哲学轮流做大、社会价值“一管就假，一放就恶”的表现罢了。人们以申韩之术待下，以老庄之道待上，以申韩之权求治，以庄周之滑处乱。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

法俞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

法儒中出不了凯恩斯，道儒中出不了亚当斯密，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主要不被“形而下”的利益关系所遮蔽，不被“形而中”的制度安排所约束，作为自由思想者的西、儒本无打不开的“文化屏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