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欧洲，类似的对峙则被称作“社会主义”（即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把用于反对福利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搬用来针对福利极少的专制国家，这是中国的一些过分时髦而忽视理论逻辑的自由主义者“误置问题”的结果。

中国的问题从大处说是从臣民国家走向公民国家、从依附关系走向契约关系，亦即市场化与宪政化问题。从小处说则是寻求一条排除权贵私有化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公正的即符合起点平等、规则平等、公平竞争的转轨之路。这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承受的改革代价，而且也是为了防止不公正的改革激发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狂潮。

所以我曾说过：“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只要承认价值多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大概永远无法消灭、甚至也许未必应当追求这样的消灭（正如我们未必应当追求“价值一律”）。关键在于如何防止这种“偏见”被“组织”起来变成一种侵权行动。

哈耶克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然而他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通往自由之路”？从哈耶克那里我们懂得了，自由是可欲的，然而他没告诉我们，自由如何才可得。他的著作通篇讲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然而他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

正如小波所说：“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1.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公民关注个人自由，臣民关注整体的和谐。2.个人本位是现代化的特征而不是某个文化的特征，甚至也不能说是西方文化的特征。 3.也就是说救亡把启蒙、个性解放的矛头更多地指向小共同体而不是大共同体。 4.《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中写的共同体，书中没有用“小”，因为在西方人眼中所谓共同体就是小共同体。 5.东南沿海的很多现象，所谓中国的本土资源，究竟在多大程

“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

今天看来，无论从自由主义还是从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出发，现代化都是人的解放、即从“人的依附性”走向“人的独立性”的过程。它意味着现代公民国家—宪政民主国家取代依附性的传统大共同体，也意味着现代公民社会—契约型联合体取代身份性的传统小共同体。就后一意义而言，传统儒家的小共同体本位色彩确有局限性，尊儒而拒“西”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足为训。如上所述，没有新资源的引入，仅凭黄宗羲式的纯儒是克服不了“法道互补”的。但援“儒”拒“法

事实上，过程公正与结果平等的冲突（亦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后才成为真问题。

而如今只要“理论联系实惠”，大家一齐钻钱眼，少点“理想主义”就好了。这种看法未免美化了过去的灾难制造者，也把改革想得太容易了。

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因此顺利的转型就当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

那个“宗教审判”的时代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压制另一种信仰的时代，毋宁说是野蛮压制良知、假恶丑压制真善美的时代。

宪政的目的就是要使政府的权力与责任相对应，这种权力必须为被统治者所授予。而授予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政府能够向被统治者负责。在宪政原则下无条件的权力（无论是王权还是“多数人权力”）没有合法性。而“无代表不纳税”、对民而言无权利不应有义务，对国而言无服务不应有权力，则成为共识。

其实从学术史上他们恰恰说错了，早年马克思倒是有比较多的民粹主义倾向，到了晚年，马克思乃至恩格斯其实是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浓了。

而职能紊乱的根本原因仍在于这种职能是建立在人格化权力本位而不是公民权利本位的基础上的。

这种重订不是在契约空白的基础上、而是在结清原契约的基础上成立的。然而正因为原先的契约没有形式化（或者说是隐性的），有人便会装作以前根本没有任何契约的样子，把公共资产看成无主物而寻求先占权，并要求被剥夺了“我的那一份”的人们“只不过从头再来”。

强者对弱者“无为”可以理解为宽容，弱者对强者“无为”就沦于苟且。权力对权利“无为”意味着自由，而权利对权力“无为”则意味着奴役。法家指鹿为马，儒家曰此非马，则被坑矣；曰此马也，则非儒矣。而庄子日：马亦鹿也，鹿亦马也，所谓“万物一齐”也。是故指鹿为鹿者，儒也；而指鹿为马者，尤大儒也。言“大”者何？谓其超越是非之俗见，是为“真人”、“至人”也。故曰：法家儒也，家法也。而儒表法里者，其旷世之大儒乎！于是与经济上抑不

不仅“自由优先于主义”早已是社会的共识，而且各“主义”本身的制度内涵也已相当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