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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欧洲，类似的对峙则被称作“社会主义”（即瑞典式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

中国的问题从大处说是从臣民国家走向公民国家、从依附关系走向契约关系，亦即市场化与宪政化问题。从小处说则是寻求一条排除权贵私有化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公正的即符合起点平等、规则平等、公平竞争的转轨之路。这不仅是为了减轻人民承受的改革代价，而且也是为了防止不公正的改革激发反改革的原教旨主义狂潮。

所以我曾说过：“中国问题的实质是农民问题”这句话应该反过来讲，农民问题的实质是中国问题。

只要承认价值多元化是个不可避免的事实，建立在个体价值差异基础上的“偏见”——无论是关于种族，还是关于阶级、文化、职业、风俗习惯衣食住行乃至其他方面的“偏见”，大概永远无法消灭、甚至也许未必应当追求这样的消灭（正如我们未必应当追求“价值一律”）。关键在于如何防止这种“偏见”被“组织”起来变成一种侵权行动。

哈耶克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通往奴役之路”，然而他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告诉我们：什么是“通往自由之路”？从哈耶克那里我们懂得了，自由是可欲的，然而他没告诉我们，自由如何才可得。他的著作通篇讲的是：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然而他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

正如小波所说：“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认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另一句是：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

事实上，过程公正与结果平等的冲突（亦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后才成为真问题。

而如今只要“理论联系实惠”，大家一齐钻钱眼，少点“理想主义”就好了。这种看法未免美化了过去的灾难制造者，也把改革想得太容易了。

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看似相反而实相生，因此顺利的转型就当是：不要民粹主义，但不能不顾人民；不要寡头主义，但不能扼杀精英。“大众”与“精英”在个人尊严与公民基本权利上应当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