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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廷玉对历代大臣得祸之由深有研究。他认为，做高级大臣最忌讳的有以下几点是性格过于刚直，比如比干和海瑞。他们不讲方式方法地与天子作对，下场当然悲修惨。二是做事过于讲原则，比如岳飞。他只从国家民族角度去考虑问题，却不顾及帝王个人心理隐私以社会正义去挑战帝王的一己之私终至非死不可。三是权力过大，不知谨慎。历史上倒霉的权臣多是由此。皇帝与大臣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性格气质思维方式及个人偏好不同，

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夏天，英国派出的第一个访华使团到达中国。

乾隆三十九年（1744年）开始，武英殿前的字纸炉就经常不分昼夜地日夜燃烧。在军机要员的严密监视之下，巨量珍贵图书在这些字纸炉中灰飞烟灭，随同消灭的是一个民族的大量记忆。

然而乾隆朝的戏曲发展却呈现出一种怪异的走势：既繁荣，又荒芜；既热闹，又单调；既豪华排场，又内容空洞。因此，乾隆时代既是一个戏曲空前兴盛的时代，又是戏曲衰落的开端。近代戏曲理论家吴梅说：“余尝谓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曲无戏矣。”专制统治者刻意制造的春天，最终无不会演变成严酷的冬天。

中国是一个人口崇拜的国家。在农业作为决定国家命脉的支柱产业的古代，人口数量历来被视为国家兴旺富庶的最重要标志。

熟读历史的乾隆知道，饥饿的农民是国家最危险的敌人，而温饱了的农民则是皇权最坚定的支持者。为了江山万代，乾隆必须减轻对农民的剥削，使绝大多数老百姓有饭吃。这是国家政治的重中之重。

经常有人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其实，历史通常不很公正。许多历史人物，仅仅因为其个性上的某些缺陷而承受后世无穷无尽的恶评。雍正皇帝就是典型代表。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月，27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经过元代蒙古人的高压，明代太祖皇帝的挫辱，清代开国过程中的屠杀，中国官僚集团的额素质和心态已经大大不同于唐宋时代的士人，他们整体上放弃了人格尊严，放弃了社会理想，蜕变成了唯利是图的“奴才”

不过当代史学家比较一致的结论是，雍正的暴亡是服用丹药所致。

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