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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不再被视为意义的发出点，而是尝试将之看作意义机制构造的对象和场域。

当丁玲从表现自我转向表现都市知识群体之外的工人和农民时，那个“现代化自我”所体验的“人和社会的对立”是否被克服，或更进一步，如何被克服的？在从都市中的“ModernGirl”（现代人）向乡村的农民的转移中，前者的主体想象在什么意义上被瓦解，而后者在怎样的意义上提供了解决前者生存困境的资源？

关键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消失”，而是缺乏正面表述革命的知识分子的理论语言。

假如说林白是对女性自我的神话化，陈染所侧重书写的，恰是对异性神话的追逐。

连接权力体制与个人的性别操演形态——文本、个案、书写等，但是我并不希望就此陷入到微观政治的研究层面

我领会到在这些幼稚的文字中，包含着我第一次体会到的、那种用“学术”的方式介入“现实”的努力和兴奋。或许正是在这样的写作中，我体会到了学术的意义何在。

关于《青春之歌》的诸多阐释，中心话题乃是如何理解文本以女性成长故事来表征“知识分子道路”这一叙事模式。

正如福柯那句用烂了名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

正是受这种新启蒙主义思路的影响，“女性文学”的倡导者侧重从生理、心理等“自然”而非“文化”的因素来界定女性，从而把性别差异导向一种本质化、经验化的理解。

如果联系到婚姻和家庭这两个话语的也是制度的装置，就会知道“做女人”就是要符合“成为交换物”的标准：不能有太主动的选择，不能有太强的欲望，而必须假装那个掌握着主动权的主体是男性，女性才可以在这个交换关系中顺顺当当地获得一个秩序中被给定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