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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米勒-马贡：……也许我们还得被迫跟这些垃圾对抗不知道多少年，但是现在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代政治家，他们不会把互联网视为敌人，他们明白了互联网并非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之道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仍旧建立在武器之上，建立在秘密权力之上，建立在一个总体经济框架之上，但是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安迪·米勒-马贡：人类物种的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就是对思想的复制、修改和完善的历史，如果你把这叫作偷窃，那你就跟那些愤世嫉俗的家伙是一伙的了。热雷米·齐默尔曼：就是这样，完全正确！文化就意味着共享。

解决办法是什么？存在一些技术解决方案——分布式服务器，每个人都存储自己的数据、数据加密，每个人都只信任与自己接近的服务商，服务商为用户提供数据加密服务。……我们需要人人可以理解、可以修改的自由软件，人人都可以检查它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自由软件是一个自由的在线社会的基础之一，由此我们能够一直控制这套机器而不是被机器所控制。……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编码——提供秘密的加密代码，让政府无法监听——就

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愤怒的大众，需要速度，而且需要取胜，因为一旦不能取胜，同样的基础设施既能让一种舆论共识快速发展起来，也能被用来追踪并排斥那些卷入这场舆论散播中的人。

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在每一个我们看到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政府都握有太多的权力。权力集中在这些领域而且吸引着滥用权力和贪图权力的人……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同样的威权控制结构，它吸引人们去滥用它，而我们却企图假装这种事情在西方会有所不同。在西方这也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的连续体，从威权主义到个人意志主义。

过去，某个人会由于其外交身份、所效力的公司，由于涉嫌从事某事或与涉嫌从事某事的人有关而成为监听对象，然后你对他采取措施。现如今，他们认为这么做要高效得多：“我们将拦截一切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以后再来整理。”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些长期存储。可以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分成两个主要部分——“战术”路径和“战略”路径。战术路径的意思是：“眼下，就在这个会谈上，我们需要在这里装个窃听器，我们需要让人把麦克风带进去，或把GSM（全球移动通

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是否存在着两种对付国家大规模监控的途径：利用物理定律，以及利用人的定律？一种是利用物理定律，开发防范拦截的设备；另一种是制定民主控制的法律，以确保人们必须得到授权才能进行数据拦截，并确立某种监管问责机制。但是，战略拦截并不包括在内，它不可能受到监管的有效制约。战略拦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拦截每个人的数据。我们必须记住，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在从事这种监控。他们不可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去曝光国家的间谍行为。而

安迪·米勒–马贡：……问题在于我是否有能力辨别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就是一个过滤途径。其实，混沌俱乐部的创始人瓦乌·荷兰德（Wau Holland）说得好：“你要知道过滤应该由最终用户来决定，由终端用户的终端设备来执行。”朱利安·阿桑奇：所以应该是由那些接受信息的人来执行过滤。安迪·米勒–马贡：过滤应该在这里执行。就在这儿！（指着他的脑袋）朱利安·阿桑奇：在大脑中。安迪·米勒–马贡：最终用户的最终设备——就是你两

我曾经有机会跟一些来自中国的人交谈，我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这其实是为人民好。如果没有审查，就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出现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所以政府需要采取这种措施来确保一切稳定。”……就我在西方的经验来看，这里的审查制度要复杂精妙得多，它通过多个层面的间接途径来混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层面可以用来否认正在发生的审查。……这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再下一层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诱导，或者赞助诱导，再下一层就是原始经济

本书并非宣言，这已为时太晚。本书是一则警告。世界已经不是在滑向，而是在奔向一个新型的跨国反乌托邦。这种发展尚未被国家安全领域之外的人正确认知。它被隐藏在秘密、复杂性和小尺度之中。互联网——我们最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为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最危险的推进器。互联网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这些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因为正在全球监控产业中展开工作的那些人没有说出真相的动机。如果任其在先前轨道上继续发展，数年之内，全球文明将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