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某个人会由于其外交身份、所效力的公司,由于涉嫌从事某事或与涉嫌从事某事的人有关而成为监听对象,然后你对他采取措施。现如今,他们认为这么做要高效得多:“我们将拦截一切信息,而且我们可以以后再来整理。”于是,他们就有了这些长期存储。可以把这个行业的工作分成两个主要部分——“战术”路径和“战略”路径。战术路径的意思是:“眼下,就在这个会谈上,我们需要在这里装个窃听器,我们需要让人把麦克风带进去,或把GSM(全球移动通
AI时代,有人焦虑失业,有人偷偷变强,不写代码不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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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米勒-马贡:……也许我们还得被迫跟这些垃圾对抗不知道多少年,但是现在终于出现了这样一代政治家,他们不会把互联网视为敌人,他们明白了互联网并非问题的一部分,而是解决之道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仍旧建立在武器之上,建立在秘密权力之上,建立在一个总体经济框架之上,但是事情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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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米勒-马贡:人类物种的历史和人类文化的历史就是对思想的复制、修改和完善的历史,如果你把这叫作偷窃,那你就跟那些愤世嫉俗的家伙是一伙的了。热雷米·齐默尔曼:就是这样,完全正确!文化就意味着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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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阿桑奇:……你可以把审查制度想象成一座金字塔。只有金字塔的塔尖故意露出了沙面。这个塔尖就是公共诽谤诉讼、谋杀记者、被军队抢走相机,诸如此类——所谓公开承认的审查。但这只是整个审查制度中最小的一部分。在塔尖之下,接下来的一层就是那些不愿意被暴露在塔尖的人,这些人进行自我审查,以免被推向塔尖。再下一层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诱导,或者赞助诱导,让人们去报道某件事情。再下一层就是原始经济——只去写那些划算、有赚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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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办法是什么?存在一些技术解决方案——分布式服务器,每个人都存储自己的数据、数据加密,每个人都只信任与自己接近的服务商,服务商为用户提供数据加密服务。……我们需要人人可以理解、可以修改的自由软件,人人都可以检查它是如何运作的。我认为自由软件是一个自由的在线社会的基础之一,由此我们能够一直控制这套机器而不是被机器所控制。……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持有武器的权利,编码——提供秘密的加密代码,让政府无法监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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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革命要走向成功,就需要一群愤怒的大众,需要速度,而且需要取胜,因为一旦不能取胜,同样的基础设施既能让一种舆论共识快速发展起来,也能被用来追踪并排斥那些卷入这场舆论散播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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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布·阿佩尔鲍姆:……问题归根结底在于,在每一个我们看到出现这些问题的地方,政府都握有太多的权力。权力集中在这些领域而且吸引着滥用权力和贪图权力的人……我们正在建立一种同样的威权控制结构,它吸引人们去滥用它,而我们却企图假装这种事情在西方会有所不同。在西方这也没有任何不同,因为存在着一个统治的连续体,从威权主义到个人意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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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阿桑奇:但是,是否存在着两种对付国家大规模监控的途径:利用物理定律,以及利用人的定律?一种是利用物理定律,开发防范拦截的设备;另一种是制定民主控制的法律,以确保人们必须得到授权才能进行数据拦截,并确立某种监管问责机制。但是,战略拦截并不包括在内,它不可能受到监管的有效制约。战略拦截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拦截每个人的数据。我们必须记住,是统治集团的核心在从事这种监控。他们不可能有充分的政治意愿去曝光国家的间谍行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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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迪·米勒–马贡:……问题在于我是否有能力辨别自己的所见所闻?这就是一个过滤途径。其实,混沌俱乐部的创始人瓦乌·荷兰德(Wau Holland)说得好:“你要知道过滤应该由最终用户来决定,由终端用户的终端设备来执行。”朱利安·阿桑奇:所以应该是由那些接受信息的人来执行过滤。安迪·米勒–马贡:过滤应该在这里执行。就在这儿!(指着他的脑袋)朱利安·阿桑奇:在大脑中。安迪·米勒–马贡:最终用户的最终设备——就是你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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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有机会跟一些来自中国的人交谈,我常常得到这样的回答:“这其实是为人民好。如果没有审查,就可能出现极端行为,出现我们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状况,所以政府需要采取这种措施来确保一切稳定。”……就我在西方的经验来看,这里的审查制度要复杂精妙得多,它通过多个层面的间接途径来混淆正在发生的事实,这些层面可以用来否认正在发生的审查。……这些人进行自我审查,再下一层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诱导,或者赞助诱导,再下一层就是原始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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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并非宣言,这已为时太晚。本书是一则警告。世界已经不是在滑向,而是在奔向一个新型的跨国反乌托邦。这种发展尚未被国家安全领域之外的人正确认知。它被隐藏在秘密、复杂性和小尺度之中。互联网——我们最伟大的解放工具——已经转变为前所未见的极权主义的最危险的推进器。互联网正在威胁人类文明。这些转变是悄然而至的,因为正在全球监控产业中展开工作的那些人没有说出真相的动机。如果任其在先前轨道上继续发展,数年之内,全球文明将会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