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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敢坦诚相告，哪怕是面对自己的心灵”，哲学家休谟DavidHume写道，“他们把毫无保留的宗教当做优点；他们实际上是不虔诚的，但他们通过最郑重的声明和最病态的偏执自欺欺人。

……对生殖后代的痴迷和专注。性冲动与社会约束之间的不平衡，特别是在这充满了无数可怕的儿童性骚扰案例的时代。

我的父母不是科学家，他们几乎对科学一无所知。但是他们通过让我了解既要具有怀疑精神，又要保持求知欲望的这种方法，教给了我这两种难以结合在一起的东西，而这却是科学方法的核心所在。他们的生活几乎可以说是贫穷的，但当我宣称要成为一位天文学家时，我得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尽管他们（像我一样）对天文学并不了解。他们从未劝我考虑周全一些，建议我成为一名医生或是律师。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RobertHoughwoutJackson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和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多，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找到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我们不应反对人性，我们应该反对的是特权统治国家的制度，反对强权，反对这个世界中黑暗势力的统治者，反对高殿中的精神邪恶。

英国哲学家JohnStuartMill在他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让一种观点噤声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以真理取代谬误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知道自己这一面的论点，那就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我们的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苍白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我保证好好用上我的批评能力。我保证培养我的独立思考能力。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作出独立的判断。”

《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法：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个美德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