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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是的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

管日本统治者叫法西斯并不准确，他们清一色都是民族主义者，不少是军国主义者，相当一部分人笃信的那套泛亚主义理想。

戴高乐捏合法国社会的方式，和盟军“修复”日本，意大利，比利时乃至德国的做法没什么两样：把对战前精英的打击降到最低限度。无法坐视国家进一步两极分化的他，需要商人、金融家、律师、教授、医生和官僚发挥才干。

通过颓废堕落，通过舔尝人类最原始的贪婪和欲望，日本人能够找回他们共有的人性。对于靠犯罪支撑起来、乘人之危发国难财的经济形态，一大后果是社会凝聚力的崩溃

跟占领军往来还能带来物质上的好处，让这些女人过得比别人好，有时还好过她们昔日的主子，这无疑加强了报复的快感。

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如果别人也吃过苦，而且吃的苦明显多过于我们，就有可能惹人恼火，也许还能勾起罪恶感

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如何一种能带来实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很多人在战争期间被灌输了这样的观点，即冲突一结束，随之而来的将是某种自动出现的乌托邦

通过计划创建完美社会是20世纪最宏大的信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