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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医学院最后两年的临床实习要求我投入很多时间，但是不知怎么地，我的焦虑平静下来了，取而代之的是实实在在的疲惫，还有觉得对我的患者有所帮助的满足感。

我为自己的假退休而自责。“有多少85岁的精神病医生还像我一样努力工作？”我是否像我的患者霍华德一样，继续工作以逃避衰老和死亡？这些问题让我感到震惊，但我也有自己的答案库。“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的衰老使我更能理解和安慰我这个年龄段的人……我是一个作家，沉醉于写作的过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23年后，出版社决定换个封面重新发行《爱情刽子手》，并要求我写一篇新的后记。我重读了这本书——许多年来的第一次，我对它产生了强烈的反应：既感到骄傲，但又懊恼自己的衰老，同时还嫉妒那个年轻的我。我情不自禁地想，这个家伙写得比我好多了。

现在，我的阅读兴趣已经转向那些著述存在主义思想的小说家和哲学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贝克特[插图]一、昆德拉、赫尔曼·黑塞[插图]二、穆蒂斯[插图]三和克努特·汉姆生[插图]四，这些作者基本上没有涉及社会阶层、求爱、性追求、神秘或者报复这类题材，他们的主题要更加深远，触及了人类存在的范畴。他们在一个无意义的世界里挣扎着寻找意义，坦然面对不可避免的死亡和不可逾越的孤立。我自己也经历着这些人生困境。我觉得他们就在讲我的故事：不仅是我的故事，还是每一个找我咨询的患者的故事。我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我的患者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衰老、丧失、死亡、重大的人生选择（比如从事何种职业、与谁结婚）——经常被小说家和哲学家更加中肯地予以处理，比我自己领域的同行们要拿手得多。

我离开会议的时候目瞪口呆：我所做的不过是讲述一个对我来说自然和轻松的故事而已。整个大学和医学教育中，我一直觉得自己无足轻重，但是在那一刻，一切都变了。我走出去的时候想着，也许我可以在这个领域提供某些特殊的东西。

大学教职员工不会应为教学做得好而得到晋升。那句“不出版就出局”的老笑话并不是玩笑：它是学术生活的真实写照。

一如往常，当我听到玛丽莲对观众演讲时，我得意地坐下来，抑制住冲动，不让自己大声喊出：“嘿，嘿，这是我老婆。”

我喜欢它的一语双关：作为一个人，叔本华得到了治疗；而作为思想家，叔本华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疗愈。

我从文献中得知，实际上真正奇怪的是，长期跟踪研究表明，刚塞综合征患者有很高比例在几年后真的患上精神疾病！

重新认识年轻时候的自己，并且意识到我曾经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以及我整个一生多么惋惜我没有一个导师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确实有一位导师！那就是玛丽莲。我的无意识领会到了，她在教化我并且引领我积极向上这一任务上，是特别适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