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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仪典的直接理性化使中国没有出现科学与宗教分途，从而各自独立发展；它产生的是情理交融，合信仰、情感、直观、理知于一身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和信念形态。

所以汉字着重的是它作用于人们行为活动的规范特质，而并不在复写、记录口头语言的认识功能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美学风貌。……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粗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象。……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外在关系（不管是历史情节或现实活动），来表现他的存在价值的。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

礼乃人文，仁乃人性，二者实同时并进之历史成果，人性内容（仁）与人文仪式（礼）在缘起上本不可分割：人性情感必须放置于特定形式中才可能铸成造就，无此形式即无此情感，无此“饰”即无此“欢”此“哀”此“敬”此“威”也。

它实际是巫术活动中所感受和掌握到的那神秘又现实的生命力量理性化的提升。

与康德由先验知性范畴主宰经验感性材料相比较，形式结构相仿，内容实质相反。宋明理学是有先验的“天理”、“天地之性”主宰经验的“人欲”、“气质之性”以完成伦理行为。前者（康德）是外向的认识论，要求尽可能提供感性经验，以形成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后者（宋明理学）是内向的伦理学，要求尽可能去掉感性欲求，以履行那“普遍必然”的伦理行为。前者的先验范畴（因果等等）来自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牛顿物理学）；后者的先验范规范（理、道等等

儒学并非没有信仰，它所信仰崇奉的仍然是以祖先神为中心的“天地国（君）亲师”

所以“礼制”中的“名”不只是事物的名称，它是天地的法规、神圣的符号，也是人的生存、活动、义务、地位、利益的代表。

中国始终没有出现像埃及、印度、欧洲中世纪那种苦行僧。中国人以斋戒沐浴这种非常轻度的禁欲方式，取代了残酷的长期的折磨肉体来求圣洁或通神上天。对中国人来说，沐心不必戕身，仍然是上身下心、身心合一的“仁”，并以之体现上天生长养育之恩。儒家讲“哀不伤生，毁不灭性”，讲“长歌可以当哭”、“成哀也止哀”等礼制规范，便非常具体实在地表露了这一特点。

第一次文艺复兴则是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确认了人的感性生存；第二次文艺复兴则盼望人从机器（物质机器和社会机器）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再一次寻找和确认人的感性自身。

一、屈骚传统从《楚辞》到《山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之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想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