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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格通过该社会一切可动用的影响手段来不断强化，这些手段包括教育系统、宗教、文学、歌曲、玩笑、习俗，尤其是父母培养孩子的方法。

这个体系管辖着的是大众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人性消泯、精神颓废。我们制造出像人的机器，又制造出像机器的人。半个世纪前，社会主义制度遭到最严重的诟病，即它导向统一的形式，官僚化管理、中央集权、无灵魂生活的唯物主义——现在这一切都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上演了。我们大谈自由和民主，然而越来越多的人不敢承担自由的责任，反倒更乐得处于一种像肚子填饱的机器人那样的奴役状态；他们对民主也没有信心，觉得还不如省点儿心让政治专家去作决定。

这些官僚人员均无计划、无远见，这是官僚管理的本质使然。当人被转化为物品并像物品一样被管辖，其管理者们本身也变成了物品；而物品是没有意志、没有远见、没有计划的。

然而，被乌纳穆诺称之为恋尸狂的为死亡所吸引的念头不单单为法西斯分子所独有。这种现象反映在一种文化的深处，即由不断扩大的官僚集团（诸如大公司、政府、军队）控制的文化和以人造物、各类装置、机器等为中心地位的文化。官僚工业主义倾向于将人转化成无生命的物体。它倾向于用技术设施取代自然，用无机物取代有机物。

手段变成了目的。物质的生产和消费变成了生活的目标，而生活本身退居从属地位。我们生产出来的物品如人般活灵活现，而生产出来的人却如物品般死气沉沉。人已经将自己转化成了某种用具，顶礼膜拜经自己双手制造的产品。

这些社会由庞大的、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引领并操纵，在这些社会中，个人成为饱食终日、娱乐终日的自动机器，丧失了个性、独立和人性。在工作时间，这个人作为生产队伍的一员受着企业的管辖，但在业余时间，人仍受着某种操纵力影响去做一个完美的消费者，别人说喜欢什么就喜欢什么，而且还把这误认为是自己原本的品位。

所以我们在此意义上说的不服从，是一种肯定理性和意志的行为。它秉持的首先不是反对的态度，而是支持的态度——它支持的是人的观察力，敢言其所见，并敢拒言其所未见。人的这种行为不需要咄咄逼人，也不需要犯上作乱；人只需要睁开双眼，保持头脑清醒，并敢于承担责任去唤醒那些睡眼惺忪、浑然不知危险将至的人们。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