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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

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

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克路士说，行刑人员打人后，“把犯人像羊般拖回狱内”，而四周围观的人群“毫无怜悯，互相交谈，不断吃喝并剔牙”。他和佩雷拉一样，觉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不人道的邪恶”，而且“毫无内疚”；不过对克路士而言，那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中国人“那是一种罪，是龌蹉的行为”。

当安生记录他“译员”的话是“中国人很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他很可能记录翔实，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叙述范例。

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