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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拉·康格思考着一个前辈旅行家未提过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当时在中国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亦即由社会传统以及独善其身的习惯所造成的对他人的不幸不闻不问的心态。……‘中国人从不过问别人的事……’

哥伦布特别对几个看来颇有潜力的中国城市做了记号，其中包括扬州和杭州，并对它们的通商机会做了些评论，不过他只对一个城市写下“商机无限”这几个字，这个城市正是“汗八里”（Cambalu），也就是忽必烈汗在中国的新都，波罗对北京的称呼。为了强调他的兴奋，哥伦布在眉批旁加了一个图案，那是歇息在云端或浪涛上的一只手，所有手指紧握，只有顶端的食指直伸，指向撩动它的那段文字。

卡尔维诺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而且适用于所有的故事。关键在于耳朵，只听想听内容的耳朵。以几世纪来的中国为例，听众总是按耐不住，老想着“穿过薄雾”，进入“干燥、透明”的空气里。从一开始，西方人对中国就充满兴趣，几世纪来，新的资料不断，热诚更从未消减。至今我无法对此现象提出解释。但是本书中的故事似乎证明，中国完全无须改变自己以迎合西方。

因为孟德斯鸠第一位指出,在一个只允许一个人有自由的世界里,中国皇帝就是那个唯一。孟德斯鸠指出的其他事项包括：体罚的滥用、私人财产皆为皇帝的家业、风俗、习惯、法律之间的混淆、缺乏独立的宗教及司法机构。此外，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君主制度，因为它是以恐惧而非荣誉作为领导理念。

当安生记录他“译员”的话是“中国人很会欺骗，但很有样子，没药救”（Chinese man very great rogue truly, but have fashion, no can help），他很可能记录翔实，但是他也创造了一个叙述范例。

如彼雨（yù）雪先集维霰（xiàn）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乐酒今夕君子维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