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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来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作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大致说来，张天翼的世界，是一个腐烂中的衰老世界，一个充满了自虐、虐人狂、势利鬼、胸怀大志却又不得不屈居人下的、出卖人而又被人出卖的人物的世界。

人的灵魂通常都是被虚荣心和欲望支撑着的，把支撑拿走之后，人变成了什么样子——这是张爱玲的题材。

若说重庆是个喧哗的都市，像所有中国都市一样喧哗，这乡村，正如大多数其他的乡村，是沉默的—是一种阴郁不散的沉默，而这，我日后逐渐辨识，原是一个抽掉了情感的真空世界发出的声音。乡村里，什么事情都不发生；人们在自己村子里生长、过活、死亡，受缚于四季、田地与收成；他们一辈子，除了闲话听不到任何讯息，除了恐惧尝不到一丝兴奋。

大部分现代中国作家把他们的同情只保留给贫苦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完全不知道，任何一个人，不管他的阶级与地位如何，都值得我们去同情了解。这一点缺点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在道德意识上的肤浅：由于它只顾及国家的与思想上的问题，它便无暇以慈悲的精神去检讨个人的命运。

我们一想到二十世纪的西方伟大小说家时，脑海中马上就浮现出他们个人不同的想像的世界，不但景色人物跃跃欲试，而且每一个世界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道德问题和七情六欲。

再反顾中国传统小说，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凭这些观念要写出索、莎、托、杜四翁作品里逗人深思的道德问题来，实在是难上加难。我们可以说，大半传统小说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视人生的写实性，也为其宗教思想所牵制而得不到充分的发挥。

报应的调子在白话短篇小说里最为突出。虽然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中也可以听到这种调子，但伟大的小说极少以证明因果报应灵验为务。我们要讨论的六部小说中，唯有沉溺与说话传统的《金瓶梅》，完全赞同这个信仰。

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托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翁，他们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借用人与人间的冲突来衬托出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托杜二翁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们对当时俄国面临的各种问题、危机都自有其见解，也借用了小说的形式说教无误。但同时也写出人间永恒的矛盾和冲突，超越了作者个人的见解和信仰，也可说超越了他们人道主义的精神。

这两种冲突的力量在《秋》得到重新安排，固然不再配合巴金一贯的论调，但却使这书得以反映人生的真相。巴金也终于走上了小说家的道路。四叔、五叔以及他们的妻子、陈姨太的罪恶，既没有证明，也没有否定中国旧家庭制度之不人道。它只是显露出：人是可能做出狠毒的事来的，无论在任何一种社会组织、或者制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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