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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崇高的道德准则，另一件是我们头顶上灿烂的星空。——康德

许乐拥有改变身份的能力，只要他此时换了颈后的芯片，便可以将国防部的那些文件当成碎纸撕掉，一头扎进联邦星辰之中，再也不用担心什么。问题是他不能改变，因为他在这个世界里，还有很多在意的人，比如施清海，比如邹郁，一个身份便是一个真实的人生，舍了身份，便是舍了这段人生里的所有。

然而无论是总统先生还是李在道，似乎都忘了，一旦他们开始通过秘密调查维护政府的权威，政府必将永远依赖于秘密调查所带来的威慑力；一旦他们开始通过媒体手段来压制反对意见，政府必将永远依赖于新闻压制所带来的表面平静；一旦他们开始利用破坏备战、意图卖国这种极富冲击力的罪名，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他们必须面对这些罪名一天天变得无聊无趣的现实，只能排列出更新鲜更富有爆炸力的新词。

工具被人类使用，要对抗强大的工具，实际上就是要对抗使用它的人，这看上去是很简单的道理，但许乐很清楚，要利用这种手段找到那些光辉之间的缝隙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人类思维模式的复杂程度，甚至远在宪章电脑之上。 “这件事情并不难。”封余看着他冷漠说道：“等你像我一样把这种判断变成某种模糊的本能，就没有任何问题，不过既然你坚持不上我的船，那么日后如果被那台破电脑追的要死要活时，可千万不要哭着喊着找大叔。”

钟瘦虎的脸上依然没有什么表情，说道：“联邦政府并不是民众集体意志的体现，也不是某位小机率产生的优秀政治家意志的体现，而是一大群政体既得利益者集体意志的体现，这些控制了媒体，控制了金融，擅长操弄选举，挑拨民意，像死人骨头插在原野中一般插在联邦里的官僚和商人们，才是联邦的主流。”

乔治卡林当年用冷谑笔调写过一个著名笑话：女人即便上了战场，面对着呼啸而来的导弹花容失色时，只怕最关心的还是眉线勾画的是否漂亮。

“我？”钟烟花像是听到了一个最好笑的问题，眼睛笑的弯成两轮可爱的眉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个逃犯了。” “那年你多大？”南相美好奇问道。 “五岁。”钟烟花很认真地解释道：“但我所有事情都没有忘记。”

“人死并不如灯灭，灯有光明，照不见的地方是黑暗。做错了事情，就必须付出代价。”

“一个社会的落后先是精英的落后，而精英的落后最显着的标志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

“不谈将来，只谈现在。你今天来了，看样子你所服务的人群对你又有了新的要求。”许乐的眼睛眯了起来，嘲讽说道：“我尊重任何信仰，但是一个需要牺牲自己情感，背叛自己情感的信仰……在我看来，实在是很恶心的东西。”

正如封余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最简单的，往往就是最强大的，锁如此，机器如此，人也如此。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