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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20世纪初整个国际大变局的一部分。

在产业升级的同时，基础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中国制造已经逐步地在从单一的优势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础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美国的货币霸权和二战结束以来其发动的几场战争关系密切，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融资，其直接目的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这便是所谓的“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会重合。

当时八路军在冀中地区的日军交通线进行长期的破交战，平均每天破坏铁路6公里，公路15公里，桥梁一座半，炸毁卡车一辆。每7天炸毁一个日本人控制的火车站，每9天炸毁一个火车头。此外，冀中战场每天还会毁掉642根电线杆，切割3853市斤的电缆。

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我们认真踏实地去走，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通的。

现代国家的政治利益由低至高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政权的生存，这是一切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基础。第二个层面即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及独立。第三个层面即国家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国际威望，其中经济发展居于核心。第四个层面即取得并保持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进而获取超额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八路的口号又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自国以来，国民之间，利心互换，国予民利，民还国心。敌后抗战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基层的根本在于民心，而民心则于民生。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战略布局：以日本为主要前进基地，韩国与台湾岛，守则为日本列岛屏障，攻则为第二级跳板。这种局面事实上和日本明治维新时与英国人所做的部署基本相同。

在日本被美国全部占领之后，关东集团的上层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来自于关东集团。关西集团则寻求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海外战略，这就导致关西集团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应地更温和，或者说是对华更友好一些。这并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日本东西两大集团利益博弈的一个最终结果。任何偏关西利益的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去搞好中日关系，而偏关东的，也就是亲美的政治家，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利用各种机会去阻断中日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会出现日本首相访华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发生的情况。

富庶、闲逸的生活往往是消灭一个人斗志的最好武器。

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