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的口号又是什么呢？非常简单的三句话：打走鬼子吃饱饭、打走鬼子享太平、打走鬼子得安康。自国以来，国民之间，利心互换，国予民利，民还国心。敌后抗战的核心在于农村基层，基层的根本在于民心，而民心则于民生。

富庶、闲逸的生活往往是消灭一个人斗志的最好武器。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现实就是，占总量75%的资源是被占人类总数25%的发达国家人口所消耗的，而这“75%”中的最大头，又是被发达国家中的“1%”即全球总人口的0.25%所消耗的。在一些人不断强调要遵守国际游戏规则，让世界“接纳”中国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现有国际规则中的绝大部分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分配极度不公的经济基础之上的。

中国最大的胜利在于赢得了完全的独立自主，这就为日后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最大化的活动空间。

朝鲜战争之后，美国在东北亚地区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三角形战略布局：以日本为主要前进基地，韩国与台湾岛，守则为日本列岛屏障，攻则为第二级跳板。这种局面事实上和日本明治维新时与英国人所做的部署基本相同。

钓鱼岛真正成为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1971年时，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开始日渐明显，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不久，美国突然宣布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把钓鱼岛海域的巡逻任务交给了日本人，接着又发表声明，说“这不代表美国政府在主权问题上有任何态度，希望各方和平解决……”。就这样，原本归属非常明确的钓鱼岛主权被美国人“模糊”化，既勾起了日本政客的野心，也激怒了中国人。钓鱼岛问题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被美国人“成功”地制造了出来。

中国发展的“正义性”必然要体现在是否能打破眼下这种国际间分配不公的现状。中国的发展空间只能是发达国家手中的那“75%”，而不可能是发展中国家手中剩下的那“25%”，否则中国将同时得罪这个世界上最富的一群人和数量最多的一群人——在发达国家眼中，中国无论如何发展，都是有原罪的。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中国怎样小心翼翼，到最后还是会触碰到这些国家的利益。

今后的每一步都还需要我们认真踏实地去走，只要不往回走，只要不半途而废，只要每一步的决策都不出严重失误，那么这条路是一定可以走通的。

在日本被美国全部占领之后，关东集团的上层迅速地倒向了美国。也就是说，日本的亲美势力主要来自于关东集团。关西集团则寻求另外的方向去发展自己的海外战略，这就导致关西集团在对华问题上显得相应地更温和，或者说是对华更友好一些。这并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日本东西两大集团利益博弈的一个最终结果。任何偏关西利益的政治家，都会更倾向于去搞好中日关系，而偏关东的，也就是亲美的政治家，往往会在这种时候，利用各种机会去阻断中日之间的这种联系。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一段时期会出现日本首相访华和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发生的情况。

现代国家的政治利益由低至高包含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政权的生存，这是一切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基础。第二个层面即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及独立。第三个层面即国家经济、文化等的发展和国际威望，其中经济发展居于核心。第四个层面即取得并保持地区乃至世界范围的绝对支配权，进而获取超额的经济利益及其他利益，以美国为首的霸权主义国家所谋求的政治利益便属于这一层面。

把中国放到第三世界国家堆里，很多优势立刻就会显现出来：其一，中国人有刻苦耐劳、积极向上的优秀品质，而且总体素质要高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其二，中国国内环境，以及周边环境都处在非常稳定的状态；其三，1979年中国经济的起点固然很低，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遗产，那就是无债一身轻，这就使得我们后面的发展避免了像其他国家那样，因债务问题而受到国内外各种势力的掣肘。

我们国家的资源分布又以整个西部为重，而现在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出现的问题是，资本都集中在东部，其中又以东南为最重，这就导致一个问题，我们重化工业在发展的时候得不到有效的资本的补充，同时大量的资本也没有合适的产业进行吸纳，让它沉淀下来，只能转为短平快领域，比如说地产、金融，在这个资本外溢的过程当中，又造成了房价一直在上涨，而物价由于资本炒作曾经出现过各种上涨不稳，从最早炒君子兰到现在的炒普洱茶，有一段时间甚至出现了炒绿豆、炒蒜，这个都可以归结为一种资本外溢之后的现象。

用传统的说法来解释，战之根本在于夺势而非杀敌。用现代的说法来解释，战争的本质是为了打赢，而不是杀人。

有这么一句话:不考虑政治的经济是找死的经济，不考虑地缘的政治是愚蠢的政治。

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

而在我国的北面，缓慢复苏中的俄罗斯不止对美国保持着警惕，对中国的复兴同样抱有疑虑和不信任，由印度在一定程度上“中和”掉中国的影响，这同样是俄罗斯人所乐于见到的。

当时主持山东敌后根据地经济工作的负责人薛暮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每发行一万元货币，至少五千元用来购买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涨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发行的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要优越得多。”

美国的货币霸权和二战结束以来其发动的几场战争关系密切，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靠美国的货币霸权为战争融资，其直接目的在于地缘，在于意识形态的斗争；而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仍然是靠货币霸权下的虚高财富来支撑，但目的却简化到只是控制国际资本的流向，在于维系货币霸权。这便是所谓的“币缘战争”，战争的打击对象和真正的目标未必会重合。

中国的抗日战争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是20世纪初整个国际大变局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