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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仔细地记录他们过去的辉煌，哪怕在他们辉煌的长安城里，他也不过是一个在筵席上敬陪末座的小角色。但通过复述他们的辉煌杜甫一次次闻到昌乐坊一带浓郁的梨花蜜甜香，他再次看见飞阁相连的大明宫。慈恩寺高塔下年轻的郑虔、王维分据白壁两端，挤挤攘攘等着听故事看画画的人群压低声音兴奋地谈论着他们的衣着、神貌，他们执笔的手势。甚至启夏门边他住过的陋巷，无数个积水成塘的下雨天。但是谁又如他记得长安一样记得这个喋喋不休的老诗人呢？

天宝三载（744年），四十出头的高适还是无所事事的一介白衣，与李白、杜甫在河南开封、商丘一带射猎论诗，饮酒观妓，同是天涯沦落，一度引为知己。但那都是从前的事情了。记忆可以随结果篡改，他必须劈开过去的自己走向妄想了一辈子的辉煌。

晚年的王维委屈伤心，无人诉说，只能默默写下“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他去世之前，索笔写信与亲故诀别。漂泊四州的杜甫不算王维亲故，自然没有收到他的诀别信。但消息传来，杜甫依然为王维的去世写了诗。他不记得王维拍马屁笑脸的谄媚，不记得他陷敌的污点，他只记得千里之外的蓝田，辋川山间的漫漫寒藤，静谧的草堂，与传说里“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的诗人王维。

他爱那座山里一轮圆月可以惊起山鸟的静谧。在秋夜里行走在山道上，任晚风吹开他的衣带，送来淡淡桂花的香气。他记得那座山里渔船荡开荷花的涟漪，村庄里升起的炊烟。他对五言绝句的精研在山水的包裹里记录下天地的不朽。当他记录它们时，他忘记自已，也忘记了半生荣辱得失。

杜甫自己不知道吗？八年里，为了求人汲引，他记得自己写下的每一个字，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在煎熬着自己。忍不住时，他写了一首《白丝行》。他是白色的丝绸，只要被穿着行走，就有汗水、尘埃污渍，他没法保持自己的纯白。他付出被千百年后戳着脊椎骨骂的代价，也依然无法养活一家人。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用上了史官不动声色的叙事技巧：“上皇命悉以甲兵输郡库，上发精骑三千奉迎”——对老父刀兵相胁，以多对少，以精锐骑兵对常规护卫，肃宗必须让玄宗选择命令护卫放弃抵抗。而玄宗被迫的放弃被《资治通鉴》描画成主动的计划。肃宗的逼迫过于直露，甚至连三百多年后的讲述者，也怕它成为不良样本，要替肃宗百般掩饰。

在《与杨京兆凭书》里，他对老丈人杨凭说：可怜我妻子早早死了，曾经有个儿子，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世上的人最怕的就是没有儿子。老天如果可怜我父亲让他的香火延续，就请让我得到大放，回到家乡立家室。那就是我尽了做儿子的孝道。如果我从此之后再掺和朝政，天厌之，天厌之。

元和九年（814年）腊月，刘禹锡与柳宗元在差不多的时间接到诏书：诏回。从南方回到京城有两条路。一条“两都驿道”：出潼关经洛阳经汴河水道南行。第二条“蓝武驿道”：从蓝田、武关经过商山至邓州南行。两都驿道平坦易行，但很费时日，而蓝武驿道山路崎岖，却能更快到达。这里应是作者笔误，并非从南方回到京城长安的路线，文中所举两条驿道，均为出京南行方向。

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他只能任凭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压榨他的天才、他的骄傲，他一天一天，可以用来成就诗歌、绘画，却终于浪费在案牍间的时间。他曾经对未来无限精彩的向往已经与过去的时间一同流逝。现在，他清晰预见自己的人生接下来的走向与结局，并冷漠地望着它以每日一步的距离不紧不慢地靠近。

如果白居易一辈子只需要考试，他一定过得很开心。但考试只是道帷幕，他以勤奋和オ智用力把大幕拉开，满以为会被鲜花掌声淹没，没想到人生最真实的崎岖黑暗才开始一点点展现在他眼前。

这条路的尽头耀眼夺目，但不是他的。人都要为自己不的选择付出代价。江山代有才人出。在他困在济州粮仓的账本里，吏部无休止的公文中时，长安的“红人”已经换了一又一样，别人对技艺的钻研不会等他。

如果《潜行者》（Stalker，1979）可以说是塔科夫斯基的杰作，那首先是由于它的肌理的直接物理效果：它的形而上求索的物理背景（艾略特会称之为客观对应物）即“区域”的风景，是一片后工业的荒原，野草蔓延在废弃的工厂上，水泥管道和铁轨遍布死水，徘徊着流浪猫狗。通过一种共同的衰败，自然和工业文明在此重新重合—文明的衰败就是逐渐被（并非理想化的和谐自然，而是）解体过程中的自然重新收回。终极的塔科夫斯基式风景就是潮湿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