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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掉希特勒主义褐色外衣，披上印有歌德、康德和贝多芬大名的华美外套。

过去因为摄于危险，没有挺身而出，如今报复变成了掩饰良心不安的一种做法。

饥饿能轻而易举地让一个民族臣服于如何一种能带来实物、维系生命的意识形态。

贪婪、民族仇恨、阶级嫉妒、政治宣传、历历在目的德国暴行，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对复仇的渴望。两国人民的贫富差距，以及纳粹的种族主义，导致了一种互相敌视的恶性循环，是的苏军在德国尤其残暴

建立某种形式的法制是获取合法性的必要条件，甚至在专制体制内亦是如此，或者说在专制体制内尤其如此。

战时官僚、规划者、外交官和盟军领导人自始至终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将战时联盟转化为一个稳定的、谋求和平的战后国际秩序。

普世的人权跟纽伦堡审判使用的反人类罪法律有关联，这一法条继而又和种族灭绝的概念联系起来。

因个人身份的焦虑而获得了对外部更敏锐的观察，有某种局外人才有的洞见，都在极度个人视角与庞杂知识世界之间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和平主义让一个曾经在历次血腥战争中国屠戮了上百万人的民族感到自己拥有了一种崭新的道德目标意识，甚至是道德优越感。只要自由派和左派把捍卫和平主义事业当成是战时罪行赎罪的必要修行，右派就会坚称日本不比其他参战国更罪孽深重。

不管新世界是多么粗俗不堪，人们还是对其诱惑心驰神往，因为旧世界的崩溃是以如此耻辱性的方式到来的

让几百万接受训练、成为国家杀戮机器的年轻人重新做回老百姓，从来都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只要能满足各自的国内目标，所有派别都会与外来势力结盟，纵使是德国入侵者也不例外。

我有我要去的地方，我深知那是哪里，谁都不能动摇我；我有我要走的路，我深知那里崎岖布满荆棘，但我依旧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