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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导演、制片,我们这些电影工作者,不仅想拍好电影,追求电影的艺术绝对值或满足个人的想象;事实上,电影是有机的媒体,我们也在经营观众,在经营电影与社会之间的反应。

老实说，我平常对女人也不是很有兴趣，她们想什么我也不清楚，只是女人戏或女人形象比较适应我想表达的东西。…经常有女性主义者认同我的电影，好像我是她们的同路人。我只好跟她们说真话“我只是适合拍女人戏，我是男人，你们搞什么，我真的不是很有兴趣。”

我自己唯一一次的幕前亮相，也给了《喜宴》里的喜宴，就一个镜头、一句台词：“那是中国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这句话，我憋在心里面很久了，不吐不快。之后，我再也不想露面了，因为拍摄时，我发觉会很分神。

中国人是嘴上不讲但心里计较，犹太人则是心里计较的事情直接吵出来，其实人性都差不多。詹姆斯先用犹太人的方式写出来，我再转换成中国人的逻辑，这种合作很有趣。同时王蕙玲也写，由我居中协调。如台北当时流行的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到了詹姆斯手里，就改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MikhailovichDostoevsky），这种文化上的品味习惯，没什么道理可讲，也无伤大雅。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

有些电影工作者不需要特别体悟就知道这些道理，但对于我这种人，是得经过一个过程，才会知道，原来如此。

可是打骂小孩是最不需要花脑筋的，因为你不需要观察他成长中的细微变化设想出有益的辅导对策。其实抚育小孩和其他人生事务一样，可以是很困难、很复杂的一件事，拿过去中原文化的伦理或日式的台湾文化去套，用的都是最不费心思的方式。当我长大后面对这个世界，尤其是拍电影后才发现，其实在细微不一的变化里，正埋下了许多巨变的种子。

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一辈子都是外人。何处是家我也难以归属，不像有些人那么的清楚。在台湾我是外省人，到美国是外国人，回大陆做台胞，其中有身不由己，也有自我的选择，命中注定，我这辈子就是做外人。这里面有台湾情、有中国结、有美国梦，但都没有落实。久而久之，竟然心生“天涯住稳归心懒之感”，反而在电影的想象世界里面，我觅得暂时的安身之地。

片子拍完办杀青酒时，我投下美金一万二，在中国城席开几十桌宴请所有工作人员。很感动的是，席间所有演员上台，唱了一首李安歌，讲我拍片的种种，很好玩，原来他们事先秘密排练好，歌词是由休·劳里（Hugh Laurie）编写。

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做适度调整，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以前我在外面谦卑，回家一样谦卑。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回家再谦卑，就觉得是在调整，其实只是保持不变。

这是先祖穆公留下的生死剑，请老叔持此剑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