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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令我痛苦的，却是明明下定决心以新闻记者为业，也就是说，以向公众传达事实真相为生，但自己内心当中，却打算给绝不可能忘却的真相加上盖子，封藏起来。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警察曾经说过：“你要哭得更凶一点，更愤怒一点，不然人家感受不到的。受害者就该有个受害者的样子啊……”之后，我也向精神科的医生咨询过这个问题。据说，遭到虐待的孩子在提起自己经受的伤害时，会采取一种跟朋友聊天似的、轻描淡写的态度。这叫作“解离”。

男友的工作，每两年一次，要在世界各地轮流转换岗位。他说，希望我能跟他走，回归家庭，空余的时间教教瑜伽也可以。我喜欢瑜伽，甚至专门为此跑去印度修行。但深知我梦想的男友，却说出这种话来，我真希望他是半开玩笑的性质。可惜，唯有他提议的这一点，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我迄今为止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成为一名记者。在经过了多次深谈之后，我和男友选择了分手，各自奔赴自己的前程。

在去寿司店的路上，山口曾指着路边的餐馆跟我说：“这家店我和前××官员和××先生来过。”随口列举了好几位著名政客或前任总理大臣的名字。他的这番言语和举动，更加强化了他作为一个跻身于权力核心的记者的形象。

倘若愿意走庭外和解，就需要起草协议书。文书的开头部分，分为“要求对方道歉”和“无须道歉，仅要求赔偿”两种形式。另外，赔偿金额通常会在一百万日元上下。女律师关于和解的说明仍在继续。世上竟还有不要求道歉的和解书。简直没想到。只要花点钱，更多的真相就变成了“不可讲述的事实”被从此封缄。

这一时期收看的新闻节目，是我与堪萨斯州之外的世界建立联系的重要信息源。我有了一个清晰的目标——成为记者，痛切感受到外部信息对一个人来说有多么必要。并且，我也领悟到，不该把信息囫囵吞枣不加消化地接受，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检索和交流去理解、吸收。

在学校里，有一条不成文的潜规则——不可引人注目。只有泯然众人，和大家保持一致，方能安全。稍微显得有一点出格，就会被视为“异类”。你不被允许跳离铺设好的既有轨道。从那段时期起，我便在封闭的校园“小社会”里，体会到了生而为人的艰辛。

我想忘掉这一切。从残留在身体上的疼痛和感觉中抽离。有一种想把自己的身体脱下来丢掉的冲动。

当时的我，心里的某个地方总认为所谓强奸，就是突然遭到陌生人的性暴力攻击。同时我也觉得，内心还有某个地方，不愿承认自己遭遇了强奸。

在成为强奸受害者之前，我并不理解性犯罪究竟有多么暴力。即便头脑中以为自己知晓，实际上，对这种行为具有怎样的破坏力，并没什么概念。有什么东西，被激烈地毁坏了。穿着和昨天相同的一身衣服，在别人眼里看来，我或许没什么太大的改变。然而，我确确实实不再是昨日的我了。

父亲说，这是母亲从天使岛移民站释放后第一次照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