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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渐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

每回家，总听他们讲逃难时可怕可笑的经历；他们叙述描写的艺术似乎讲一次进步一次，鸿渐的注意和同情却听一次减退一些。

上来的汤是凉的，冰淇淋倒是热的；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伏在水里；除醋以外，面包、牛油、红酒无一不酸。

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订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她要借赵辛楣来激发方鸿渐的勇气，可是方鸿渐也许像这几天报上战事消息所说的，“保持实力，作战略上的撤退。”

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

苏小姐是最理想的女朋友，有头脑，有身份，态度相貌算得上大家闺秀，和她同上饭馆戏院并不失自己的面子。他们俩虽然十分亲密，方鸿渐自信对她的情谊到此而止，好比两条平行的直线，无论彼此距离怎么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来成为一体。

她受过高等教育，没什么特长，可也不笨；不是美人，可也不丑；没什么兴趣，却有自己的主张。方鸿渐“兴趣很广，毫无心得”；她是毫无兴趣而很有打算。她的天地极小，只局限在“围城”内外。她所享的自由也有限，能从城外挤入城里，又从城里挤出城外。她最大的成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最大的失败也是嫁了一个方鸿渐。她和方鸿渐是芸芸知识分子间很典型的夫妇。

把刺刀磨尖当笔，蘸鲜血当墨水，写在敌人的皮肤上当纸。

至于苏轼之为中书舍人，也很难适应严格的官僚制度。从来文人都不适于从政，搞政治的人，首重实际利害，而文人只管发挥自己的理想。做官的人要用传统的典常来约束一切，而文人则重视自由意志的考虑，不屑规例。苏轼生有极为坚强的个性，其不适于从政，尤其如操持中书省这样需要最高幕僚技术的实际政务，就处处露出破绽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