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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异的是，1792年到1815年在原联邦国家土地上的战争和种种破坏，以及接下来瓜分波兰土地的各国政府对波兰的统治，对波兰民族没有太大的影响。三国政府所划定的边界线，在多数波兰人眼里只是行政上的障碍，他们将这些边界线称作“奥地利的界线”或者“普鲁士的界线”。在19世纪20年代，一个人从华沙前往波森或者维尔纳，就意味着他出国进入了另一个国家，但在他或者当地的东道主看来，他仍然可以认为没有出国。

多数被拘捕的人，包括瓦文萨，在1983年初就被释放了，在当年7月政府又颁布了大令。那些被指控试图颠覆政权的人，比如亚采克・库龙和亚当·米赫尼克等，并未遭到审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官方立场的改变。被释放后，瓦文萨又被指控欺骗和逃税，不断受到警察的骚扰。当年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被禁止出境领奖，波兰政府还向威送去了抗议照会。

如同恩格斯所说，19世纪所有工人阶级运动中，恢复波兰独立的主张，是工人阶级唯一努力争取的超越自身切身利益的诉求。

没有一个了解历史的波兰人会允许俄国军队踏上波兰的土地，哪怕是作为盟军，也不可以。

波兰的贵族阶层，和印度的拉吉普特人或者日本的武更加相似，而和西欧的贵族们完全不同。波兰的贵族地位，和财富、土地、官位没有关系。波兰的贵族是来自其职责，类似社会中负责军事作战的阶级。他们的特点是内部团结互助而轻视外人。

科纳尔斯基的朋友扎乌斯基是一个热心的藏书家，而他的兄弟约瑟夫・扎乌斯基也有同样的爱好。1747年，他们将自己的藏

直到今天，在克拉科夫圣玛利亚教堂高塔上每逢整点响起的号声中，仍然留存着这一记忆：这段号声的中间有一处停顿，是纪念当年鞑靼蒙古人入侵时，号手吹响号角，却被蒙古人的箭矢射中喉以致号声停止的典故。鞑靼蒙古人的侵略也让波兰人在政治观点中将这些东方邻居看作了野蛮无信仰的梦魇。

占领国决心要摧毁波兰社会，因此，他们将已经在本国总结出来的一整套民族、社会和政治方面的操纵手段引入了多民族多文化的波兰土地上。正是这些伎俩加上战时现状，将被占领的波兰拖入了比其他国家情况更加恶劣的地狱里。

波兰国家的瓦解，皮亚斯特王朝的家族内斗只是原因之一。各地区的贵族和大城镇要求获得自治权，因此在更广泛地共享权力的要求下，国家权力从君主下放给贵族们的趋势也无可避免。…由于没有封建分封的体制，波兰国家也就没有行使中央权力的正常渠道。和欧洲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王室对国家的控制不是依靠各地受封的贵族，而是依靠国王指派的官员。

波兰的宗教改革，从本质上来说，并不是一次宗教运动，而是一场文化和政治解放运动的一部分，这个运动很早就已开始了。贵族们不仅用尽一切手段削减国王的权力，也迫切地抓住一切机会破坏教会的权力。…在本质上，这一运动和宗教改革非常接近，不过它并不关注新的思想观念，而是在乎对法律更严格的执行，在于扫除渎职和贪墨行为。这就是“执行法律运动”（或简称“执法者运动”）一名的由来。

汉月垂乡泪，胡沙费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