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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政府手里唯一的权力就是镇压罪犯的权力。那么，如果罪犯不够的话，就把他们制造出来。一个政府把太多的东西宣布为犯罪，人们就不可能秋毫无犯地生活下去。有谁是想自己国家的公民全都遵纪守法的？这样的国家对大家还能有什么好处？不过，只要通过一些既不能被遵守被执行，又不能被客观解释的法律，这个国家就立刻到处是罪犯了——然后，你就可以坐收犯罪之利。这就是制度。

他这股痛苦的困惑几乎就像是恐惧。他看到了用极恶的暴行摧毁世界的敌人竟是如此的渺小。他感到这就像经过了长年跋涉，穿过一片片灾难留下的大地，走过了规模浩大的工厂的废墟，威力无比的发动机的残骸和无敌于天下的人们的尸体后，他来到了掠夺者的面前，以为会发现一个巨人——却发现了一只刚听到人的脚步声就慌忙逃窜躲避的老鼠。假如就是它吃掉了我们，他想，那就是我们的罪过了。

新闻界的总体原则就是“没有客观的事实，所有关于事实的报道都只是某些人的看法而已，因此，对事实进行描述毫无用处。”

在这个世上没有别的活法，人是不接受真理和理智的，理性说服不了他们，头脑在他们面前毫无用处。但我们还得和他们打交道，如果想做什么的话，我们就得诱惑他们让我们把它做成，或者强迫他们。除此以外，他们不理解其他的了。别指望他们会支持智慧和精神的探索。他们只是凶恶的动物而已，只是贪婪、自我放纵和拜金的掠夺者——

也有像今晚这样的时候，她会感到突然的、特别的空，不是空虚，而是沉寂，不是绝望，而是凝固，如同她体内的一切都完好无缺，但全都停止不动了。然后，她会产生一种愿望，想在外面找到快乐，在某个作品或者景观面前，做一个被动的旁观者。不是去获得，而是去接受；不是去开始，而是去应对；不是去创造，而是去赞美。我需要她来支持自己继续，她想，因为快乐是一个人的燃料。

我的哲学观就是把人看做一个英雄一样的存在，他的幸福便是他生活的道德目标，创作和生产便是他最高尚的行动，理性便是他唯一的绝对标准。

你改变不了自己身体的感受，但你所认为的善与恶，高兴与痛苦，爱与恨，以及愿望与惧怕，则统统取决于你的价值标准。情感是与生俱来的，但情感的内容则为大脑所控制。

道德不在理性的范畴之内，它属于信仰和暴力的范畴。人类没有自动指导自己生存的准则。人与其他生命物种的特殊区别就在于它在种种选择面前可以凭借着意志作出决定。对于好歹，以及他的生命要依靠什么样的价值，为此要采取怎样的行动，他没有自然而然的固定认识。

“如果有人想知道我何时会回来，我在此向全世界再说一次：‘我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

当你不认可人的思想，并企图用暴力统治人类时——屈服者已无思想可交，有思想的人则不会屈服。因此，富有创造天赋的人在你的世界里扮作了花花公子，变成了财富的毁灭者，宁肯废了他的心血也不把它在枪口下交出去。因此，理性的思考者在你的世界里扮作了海盗，为了捍卫他的价值，宁肯以牙还牙地抗拒你的暴力，也不会把它交给残暴的统治。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