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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据英国博利・黑德出版公司一九六四年版本译出。从内容看来，自传是作者一九五三年移家瑞士韦维后所写，完稿不早于一九五七年。其后作者虽曾于一九五七年拍摄《一个国王在约约》，一九六六年拍摄《香港女伯爵》，但是，在一九七七年去世前，他一生的艺术活动主要已概述于这本自传中。据说一九六四年后美国西蒙与舒斯特公司又重版此书，然面估计版在内容方面不会有多少补充了。译者一九七九年月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越动，获要进：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的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环的部分的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签名）罗歇费迪南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

这社会对我们仍然是相当地可爱：有人在台阶上发现了一只小饿猫，就让它从纷乱的街上得到庇护，让它投入他那温暖的怀抱。······戏引起了嬉笑，但我们看到：那些凄凉的胡同里的月色，使那可笑的垃圾箱变得圣洁，而在欢笑声中，在追求圣迹时，荒寂中我们听到一个小猫在叫。

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有一次，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土①对我说：“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冲动”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博士也同意我这种看法。有些科学家就象宗教狂热者一样。他们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人是一个以求生存为其主要本能的动物。因此，他的独创性发展在前，他的灵魂超拔在。可见，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意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已被卷入一场政治风暴。于是我开始分析自己的动机：我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了演员心理与观众反应的刺激？如果当时我不去拍那一部反纳粹影片，现在我会投入这一场狂妄的冒险活动吗？这是不是说明，我对有声电影的愤怒与反感都被提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呢？我想，这些因素都是有关系的，然而，最强有力的因素仍是我对纳粹制度的仇恨和鄙视。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