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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剧场能唤回你的记忆，呼应那些心底的渴望，剥掉那些让心灵和感官变得麻木的、被生活磨出的厚厚的老茧，让你重新感到柔软和冲动，你会知道，生命的本质就是这般无遮无拦的、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

我觉得对人类最大的贡献就是，不是非说不可的时候保持沉默。

这就是上帝给大家出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自己能完成一切，你是完满的，那你就不是人了；如果你不需要跟另一方那么迫切地又爱又恨，取得沟通和了解那你就自给自足了。就是因为你又有爱又有恨，又有不满又有缺憾，但又那么渴望被满足，所以你才要去了解和改善自己，去沟通，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越来越了解自己、了解他人。这是一个功课，一个上帝布置的功课。

每一种性情、品质都是一把双刃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自我是一个虚幻的概念。

你已经不能像年轻时那样勇敢地说“爱你，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因为你能分辨出这爱中到底有多少曲折和细密的心思。

轻易听信别人告诉你的，让禁忌阻碍你的视野，给自己定下条条框框，过约定俗成的生活，我把这叫作二手生活。

大多数人在谈论爱的时候，谈论的都是需要，自我的需要。你认为自己的爱是单纯的、无目的的，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你想的都是利益，这个利益可能是舒适感、安全感或者某种自我期许……而且这种爱，多半都是你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甚至在你顶着爱的名义的时候，在你自我牺牲和对别人关怀得无微不至的时候，也很可能不过是满足你自我肯定的需要。

被误读是创作者必然的命运。就像博尔赫斯在八十岁的时候说的，我不相信任何语言表达，我觉得这是作家的宿命。

我们年轻时疯狂地爱上一个人，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人有什么可爱的，不是因为这个人太好了，值得你去爱，不过是我们内心的投射。

爱的状态是人最敏感的状态。爱可以发挥人身上不曾有过的美好，在爱情中人会特别善良，替别人着想，心肠柔软。当然，也很可能正好相反。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