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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不把偏好局限于物质上的自利，如追求收入或财富，经济学理论就没有多少预测价值。如果拓宽效用概念，把利己、利他两个方向的极端行为都包括进来，那又相当于在说车轱辘话：人会追求他追求的任何东西。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是，为什么有人追求金钱和安全，有人选择献身某项事业，有人花费时间和金钱帮助他人。说特蕾莎修女和华尔街对冲基金经理都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那就忽视了他们各自动机中某些重要的东西。

“驱动当代身份政治的，是被社会边缘化的群体对平等承认的追求。但是，对平等承认的渴求，很容易滑向要求承认其所属群体高人一等。”

为承认而斗争之所以无比艰难，未必是因为这场斗争遇上了什么坚不可摧的敌人，而是因为每一轮斗争的胜利都引入另一种形式的失败。自由主义的斗争打倒了王权，但是它引入了高度不平等的社会权力；社会主义的斗争能够“打倒资本”，但它又可能引入高高在上的官僚权力；过度强调个人权利消解人的“归属感”，过度强调“归属感”又可能抑制个体自由。

置酒长安道，同心与我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