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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念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心之所爱，无话不及，谅弟当不为怪也。

回顾起来，我任编辑的两年是一段很愉快的日子。我与作者及读者之间的经常沟通把我带出了纯书本的世界，因此和一般社会的思想和文化生活打成一片。我的眼界没有完全限制在学院的围墙之内，也许和这两年的经历有关。

但处死高敬亭以后，新四军第四支队的军纪并未见有什么改善，残杀人命，一如既往。

但我當時如飲狂泉，完全無法自制:不但失去理性，而且人性也已歪曲得所剩無幾。

他显然担心我步梁启超后尘，不能终其天年。当时读到这几句话，我的感动是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

杨、萧二公说的虽是五十年前的话，但今天并未过时，甚至更为适用。因为今天来自中国、台湾、香港或东南亚的华人子弟，由于古典语文的训练远非昔比，已越来越不能判断这一类“学者”、“一家之言”的是非得失。他们不但不能以批评的眼光阅读，而且往往一拥而上，为之推波助澜。我之所以郑重引杨、萧二公的话，只是希望或许能发生一点警惕作用，即使完全无效，至少也尽了一己的良知。

但在北平这十一个月期间，我失学在家，无所事事，和北平的大学生偶有来往，因此才接触到当时最敏感的思想问题。我又爱读当时一些流行较广的期刊，如《观察》、《独立评论》、《新路》之类，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论题……

我對於許樂伯真是感激萬分許伯樂前一天已打電話通知哈佛燕京學社。按，據上文，“許樂伯”“許伯樂”皆為“許樂柏”之誤。此書原稿係余先生手書，知此處錯訛當是手民誤植。

由此可知，八年抗日战争和战后苏联占领东北早已决定了二十世纪下半段中国的命运。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中方表示侵略的歉意，毛泽东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们感谢你们的皇军，帮我们早日完成了中国的革命。”这不是客套话，确实是肺腑之言。

他有人生最可宝贵的一个德性：一种永久新鲜的好奇心，不会给时间冲淡而是与日俱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