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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原子能机构12个创始成员国之一，苏联从1957年起就有义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发生在境内的任何核事故。然而，其后几十年中，苏联的核设施发生了数十起危险事故，却没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及过任何一起。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蒙在鼓里的苏联公众和整个世界都认为，苏联运行着全世界最安全的核工业。然而，保持这一假象的代价十分巨大。

第二天下午，在苏联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政府委员会负责人伊万・西拉耶夫描述了建造这座反应堆安息之地的方案：建起一座坟墓，把四号机组的废墟永远埋在里面。他解释说，这会是“一个巨大的安全壳”，“从而让我们能够安全地埋葬……这场事故所留下的切”。最终，它会成为一个可以延续一百年之久的纪念碑式建筑。在摄像机前，西拉耶夫给它取了一个充满历史感和仪式感的名字：石棺（sarkofag）

没有无名的英雄。每个人都拥有他们自己的脸，自己的个性，自己独特的英勇业绩。

这些科学家们不再视自己为身处纯物理象牙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果子，而是挺身站在切尔诺贝利的一群无知蠢货和一场全球浩劫之间的唯一力量。将点阵打印机打印出的计算机模拟结果塞人行李箱实验室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皮什米尼坐上了最近的一班飞机，一架克-40行政专机，赶往基辅。

在反应堆正常运作期间，操作人员使用这些手动控制的控制棒调整反应堆的功率。要将这些AZ-5控制棒从反应堆上方完全抽出的位置彻底插入堆芯，需要18-21秒的时间。设计师们希望，控制棒缓慢的插人速度可以通过其庞大数量予以弥补。但在中子物理中，18秒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而在一个处于高度正泡效应下的核反应堆里，这几乎相当于永恒。

就算谢尔比纳真的知道此时这些人周围的空气中急剧上升的污染水平，他也完全没有表现出来。这位委员会主席对待辐射危险的傲轻蔑态度，就如同一名骑兵军官纵马穿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委员会所有的人都以他为榜样：监测身边的放射性似乎成了不明智的做法。在这些部长中，洋溢着一股苏联式的英雄主义精神。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结束时，戈尔巴乔夫强调了这起灾难事件的深远国际影响。它给苏联技术的声誉抹了黑，而现在他们的一举动，都在国际社会的密切注视之下。他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将所发生的一切坦然相告，不仅是那些社会主义盟国，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和整个国际社会。“公开对我们更为有利，”他说，“如果没有按照应当去做的那样公开所有真相，我们会吃苦头的。”

然而这一事件，其实是一场盛大的政治宣传演练，真相要黑暗得多。建造卡尔德豪尔核电站，是为了替英国新上马的原子弹项目制造钚。它所生成的电能，只不过是一块昂贵的遮羞布。民用核工业的军事背景，不仅影响到其依赖的技术，而且会左右其监管者的想法。即便是在西方，核科学家们也继续奉行一种保密和只顾眼前利益的文化：在这种环境中，莽撞大胆的试验经常伴随着问题发生后从上到下的拒绝承认。

当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剧烈变化时，这对收入来源单一的公司来说是最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