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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里那些细碎的、被忽略的瞬间，在文字里被重新看见、被赋予意义。我们把零散的自己，放进更辽阔的风景里，于是拥有了理解的力量与自由。

我相信小说艺术的根本目标在于呈现精确的生活描述。人们实际上并不具备那么鲜明的性格，就像小说中描绘的那样。比小说主人公们的性格更具决定意义的是他们如何融入周围的景观、事件和环境。

我们借助小说，理解以前不被重视的生活小节，这意味着将它们浸透意义，置于历史语境和总体景观之中。只有带着我们生活和情感零碎细节进入总体景观之中，我们才能获得理解的力量与自由。

安娜·卡列尼娜之所以让人追忆，并不因为她的心灵的起伏或者我们称之为“性格”的一团属性的起伏波动，而是因为有一幅广阔、丰富的景观，她深深地沉浸于其中；反过来通过她，该景观又以其所有的繁丽细节展现自身。……主人公的准象征性的任务：在读者心中激发出完整的景观。

阅读一本没人知道的小说让我们感觉自己是在惠顾作者，因此我们读书时就加倍努力，积极发挥想象。

做梦的时候，我们以为梦境是真实的。这就是梦的定义。阅读小说时，我们同样以为小说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心里也明白这种想法纯属虚妄。这种悖论源自小说的属性。我们在此强调指出，小说艺术依赖于我们可以同时相信两种矛盾状态的能力。

主人公的生活，他们在小说世界的位置，他们以一定方式感知、观看并介入世界的方式——这才是文学小说的主题。

超越自我的限制，将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为一个伟大的整体，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观看尽可能多的事物：小说家以这种方式接近于中国古代的画家，他们登上山顶，为的是捕捉广袤山川的诗意。

写作一部小说是要创造一个我们在生活里或在世界里无法找到的中心，并且将之隐藏在景观之中——和我们的读者玩一种虚构的对弈游戏。阅读一部小说就是反方向执行同样的行为。置于作家和读者之间唯一的东西就是小说文本，仿佛是一个赏心悦目的棋盘。每一位读者都自己的方式将文本具象化，在任何自己喜欢的地方找寻中心。

就像老年人到了某一阶段会在匆忙之间混淆任何事物，我们也会因为混淆了虚构和现实而相视一笑。我们感到，这种幻象已经控制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忘记了小说既基于想像也基于事实，而是因为小说把这种幻象赋予了读者。现在，我们也开始认为，我们喜欢读小说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为了融合虚构与真实。

在探讨义和团起源的问题上，中国学者一般着眼于“组织源流”的研究；而我在本书中强调的是“降神附体”仪式对义和团发展过程所以的作用。换句话说，使我感兴趣的并不是仪式的师祖，二是它为什么会在1898年至1900年间如此迅速的传播开来。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它的易于接受，而易于接受又与它本身来自华北农村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