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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毛泽东在推进文化大革命与维持国家秩序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赋予中央文革，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另一方面依靠周恩来等人维持国务院的正常运转，派出解放军“三支两军”以稳定局势，及时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一些地方动员农民进城造反的做法。

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

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

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因其正好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两个梦：一个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强国梦”，一个是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中国人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从未中断，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

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他没有看我，声音很低很低：“这些年，真的多谢你了。”这是他第二次说这句话，我也没有回答，不知怎么的，就怔怔地坠下一滴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