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

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

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

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

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

一是中共对于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

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就业压力的考虑，也是约束红卫兵这群脱缰之马的手段。

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

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

陈云在上海老家听到的牢骚就更加尖锐了，农民说：“蒋介石手下受难，还吃干饭；毛主席手下享福，却要吃粥。”陈云动情地说：“农民没有粮食吃呀！中国的农民真好，饿死人不想起来造反。”

革命化带来平等观念，推动社会结构的重新整合，为深陷苦难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种改变命运的机会和希望。然而，革命化的负面后果是激进主义的持续泛滥，“不断革命”成了革命后的持续主题，毛泽东时代的一系列“左”倾政策都带有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胎记。

同样的条件为什么唯独钟情于中国，显然与中国内部因素有关。例如，稳定的政治环境、高信用的政府、低通货膨胀、高储蓄高投资、低廉的土地租赁和劳动力成本等，这些增长因素在制度创新中得以释放。

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

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