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被认为是20世纪末发生的两个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一,另一个事件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解体和国际冷战终结。
萧冬连经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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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应该是,在保持共产党一党执政的前提下,使中国融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经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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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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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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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政纲主要还是体现在经济领域。新民主主义经济既不是传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混合型”经济模式。它与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1)发展国营经济作为领导力量;(2)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3)帮助农民发展互助合作,避免大批农民破产和两极分化。它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实质就是两条:一是保护私有产权,一是利用市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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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人为灾难,往往都宣称为了某种崇高的理想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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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帮助高层取得共识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苏联援助的到来。一方面,朝鲜战争改变了斯大林对中共的态度,更愿意慷慨地帮助中国实现自己的工业化计划。另一方面,朝鲜战争使中共领导人对于加强国防力量产生了紧迫感,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使建立独立工业体系的要求更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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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世界上有两个坏东西,那么,一个是贪婪的资本,一个是腐败的权力。还有比这更坏的,就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与分账,即所谓权贵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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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的直接后果,不只是中国的知识精英受到整体伤害,更深远的后果在于,由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阻塞了中国走向民主和法治轨道的可能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集体失声,共产党再也听不到党外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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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最大的悲剧在于,他没有从体制改革入手,还是坚持少数人领导,用群众暴力的手段,采取极左方式搞大民主,来解决这个命题,最终是失败了。最有价值的,是他提出了这个命题——社会主义社会执政的共产党不能保证今后不走向和人民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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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与限制之间,刘少奇倾向于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经济,毛泽东更重视阶级力量的消长和对资产阶级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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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高岗秘书赵家梁观察,调各路“诸侯”进京,毛泽东是一石三鸟:一则加强中央领导力量;二则形成刘少奇(党务)、高岗(经济)、周恩来(外事及统战)三足鼎立,分解周恩来的职权,并制约刘少奇;三则“调虎离山”,削弱大区权力,防患“山头主义”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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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应当得到启示,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进行社会试验,必然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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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思路非常清晰,而且始终没有动摇过,就是要在坚持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将中国经济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包括资金、技术、市场和管理经验)来发展自己。这从推动经济特区的建立,推行从沿海到内地梯度开放战略到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持久谈判,可以得到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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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中共对于工业化目标的追求;二是社会主义的理想。这两个因素可以说贯穿在整个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演进过程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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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党内斗争了结了,新的矛盾正在酝酿。同样是在“文革”中急剧上升的两股力量,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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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下乡运动,既有解决就业压力的考虑,也是约束红卫兵这群脱缰之马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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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八大期间讲:斯大林在消灭了阶级以后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只剩下十分之一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保护生产力……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插图]看了这几段话,几乎难以相信此后20年毛泽东会反道而行,把阶级斗争推向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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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都应对人类理性的局限保持一份警惕,谨慎对待按照理想设计出来的社会方案。理想是提升社会的明灯,现实则是一个试错改良的过程,把理想直接拿来做社会试验,往往带来灾难。理想越崇高、目标越远大、权威越强大,带来的灾难可能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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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念支配了中国几十年的制度安排,使中国陷入了公有制不断升级的陷阱。实践证明,这种制度安排并不利于中国的发展,即使实施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也很难证明一定要消灭一切私有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