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五次选择，即实行新民主主义、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转向改革开放。这五次选择呈现两个过程，即从走入传统社会主义（或称苏联模式）到走出传统社会主义，走上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希望，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对老干部派与文革派左敲右打，驾驭两股力量，维持权力平衡。

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

毛泽东在推进文化大革命与维持国家秩序之间寻求平衡，一方面把相当大的权力赋予中央文革，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另一方面依靠周恩来等人维持国务院的正常运转，派出解放军“三支两军”以稳定局势，及时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制止了一些地方动员农民进城造反的做法。

世上不缺张口就是大道理的人。但不考究史实，以想当然论事的大道理，不仅不能服人，而且会遗人以柄，见笑大方。

现代经济的核心概念是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有效配置，手段无非是两种：市场或者计划。1958年，市场彻底消失了，而中央计划又失去约束力，剩下的只有主观意志的任意发挥和滥用行政命令了。各级政府官员根本没有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大上基建项目，大量招收职工和调用民力，很快爆发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争夺资源的大战。

这种探索被一场来自外部的危机打断了，而且转了向，这就是发生在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

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

计划经济之所以有很强吸引力，因其正好迎合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两个梦：一个是摆脱落后挨打的“强国梦”，一个是避免资本主义痛苦的“大同梦”。中国人是在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语境下开始追求现代化的，自清末民初以来，中国思想界反西方、反资本主义的情结从未中断，将资本主义等同于“弱肉强食”是根深蒂固的一种观念。

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优先发展重工业必须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压低全民消费，提高储蓄率，加快资金原始积累；二是保证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向国家确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重工业领域；三是实行平均主义的民生保障，确保社会的稳定。这三方面的要求，都不可能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获得，只能诉诸国家控制，依托集中计划经济体制。这正是苏联走过的道路。

人类在解决问题时常常会借助直觉、想象或灵光一闪——这些乍看上去可以说是非机械的计算，但深究起来或许又只是步骤被隐藏起来的机械计算罢了。

邓小平南方谈话正是在这样一个关口发表的。南方谈话有一句名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所有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也解构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在普遍贫穷、财富尚未涌流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

公社化的初期，大队长是由国家干部担任的，但后来都由非脱产农村干部担任。这表明国家虽然要控制农村的生产活动，但不希望承担过重的财政负担。

马克思说过一句话，弱者总是靠相信奇迹求得解放。

我想再说一点自己的看法：历史是一个歪打正着的结果。从冬连的“中国社会主义路径的五次选择”说起，我想再补充一下，历史还是个将错就错的过程。

著有《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历史的转折：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等。

在“文革”初期，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资本家等仍然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

原有的党内斗争了结了，新的矛盾正在酝酿。同样是在“文革”中急剧上升的两股力量，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与以林彪为首的军人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