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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恐惧，彻底的惶恐，其实和我对孩子的感觉几乎没有关系，而完全相关相系于我对自己的感受。具体来说，就是我的强烈渴望：想做更多的事、见更多的人，想在这世上开拓出一块特殊的空间，能让我找到纯粹的自我，且不管那到底意味着什么。最近，我步入了四字头的年龄，我发现，直到现在我才刚开始适应自己的身体，寻求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的方法，了解我的情感极限和生理极限，自信但友善地对别人说“不”。

经过几年为入父母的时光，人们变得无法回答他们想要做什么。他们的喜好只能通过一层层的责任得以表达。

我从理性上得知地球及其居民将在我死后继续存活，这对我来说没什么真正的意义。我自身的消亡会让我害怕，让我念念不忘，但我对那之后发生的事没什么兴趣。我决不认为自己对未来有所亏欠，包括我的基因、我的后代。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义务去繁衍人类。这世上的人类已经太多了。我很高兴把这一重任留给别人。

如果确如波伏瓦（她也不是母性的脑残粉）所言，女人曾“被自然诱捕”，生物特性决定了由女性担任生儿育女的责任，那就该有许多社会性的补偿来平衡这种不公正，但如今的社会给予女性的补偿远远不够多。为什么这方面的进步如此缓慢？因为女人们总会忘记去声张，去索求补偿，因为女人们过于确信：这种社会安排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心甘情愿地把不公正称作“自然”现象，我们就这样把自己送进了当今社会的傻瓜专用通道。

我们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社会默认女人把生养排在第一位，其重要性超过别的任何事情；而女性的个体选择却常被视为公共讨论的对象，也就是说，大家都自认有权来讨论我的身体、我的选择——无论是谁，只要对我不生养的事感兴趣，都可以朝我冲过来，打破砂锅问到底。每天，我都尝试做自己的父母——我从未有过的父母。每天，我都能学到新方法，让自己充满激情和耐心。

我们越来越世俗化，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臣服于各路神仙。我们关心的是过上好日子，而非最好的人生。我们和前辈的不同在于：我们很少问自己是否在为崇高的社会目标献身，反倒更可能关心自己是否幸福。我们逃避自我牺牲、担当责任，视其为傻瓜才有的弱点。

像我父母那样的孩子，一结婚就开始生小孩，甚至还不知道自己放弃了什么就当了父母。我妈妈到处忙，但处处不上心，日夜无休，分身无术，但忙的都是鸡毛蒜皮的琐事，所以对每件事的关照都像盐粒溶于水般被稀释了。很难看出那有什么乐趣可言。

对于在要不要生孩子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女性，羞耻感是最难克服的一种情绪——因为你自私，不像个女人，甚或不能生养。这种焦虑几乎要把我吞噬，当然，早些年间，极少数决定反抗生儿育女的女性或许能够避免这种焦虑，因为要不要孩子与她们的身份认同并无关系。

我花了很久才琢磨出来：怎样才能让爱充盈自己的生命——那些我的父母似乎没能给到我的爱。我拿定了主意，要把能够给予孩子的爱统统留下，但不给孩子，而是给我自己。

在我曾祖父的时代，第一地球60%的财富掌握在1000万人手中；在爷爷的时代，世界财富的80%掌握在1万人手中；在爸爸的时代，财富的90%掌握在42人手中。在我出生时，第一地球的资本主义达到了顶峰上的顶峰，创造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资本奇迹：99%的世界财富掌握在1个人的手中！这个人被称做终产者。